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咔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哪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

　　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奸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

　　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奸，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愿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现在对于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奸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象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种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象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黄种女人一样，她的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象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象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

　　「说！东西在那里？要送到哪里去？」站在她身前一步远的地方，我突然大声地吼道。

　　「我是教师，没有要送什么东西。」

　　「混蛋，自找麻烦的母猪。」我装做怒气冲冲地冲出门去，一边对宪兵说：「带到隔壁去。」

　　二号室里野山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赤条条地挂在屋子一头的那个年轻姑娘还有印象。他们中学的老师被人密告有反日言论，还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野山少尉便去把那个教师连同他读书会的学生全部抓进了宪兵队。教师被揍得半死后判了十年徒刑，送到哪座矿山或者其它什么地方去了。有些学生被人保了出去，剩下运气不好的既没有判刑也没有释放，就一直关在宪兵队里。有时就象今天这样被用来当作恐吓的材料。

　　为了制造效果，野山把她反绑上双手用一个大铁钩从颌下钩穿她的下巴挂在天花板上垂下的铁链上，让她的双脚只有脚趾着地。弄得她嘴巴里、脖子上乱七八糟的到处是血。她凄惨地往后仰着头，下巴尖奇怪地成了整个人的最高点。一个新兵坐在她身前守着一个中国北方居民家中常用的小煤炉，等一上阵便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按到女学生身上。女学生全身象鱼似的一扭，因为嘴中插着钩子不太喊叫得出来，她每次只是从嗓子深处发出一声惨痛不堪的呜咽。

　　我注意到被带进来的陈惠芹转开脸躲避着酷刑场面，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变得合作一些。我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下令说：「开始干吧。」宪兵把她推浑身散发着焦臭味的女学生旁边，用另一个垂下的钩子钩住她的手铐把她双脚离开地面悬吊来，然后挥舞军用皮带狠抽她的身体。打了大约四十多下我叫停。把她从上面放下来，她用手臂支撑着上身坐在下，急促地喘息着。白晰的皮肤表面高高地鼓起了一条一条的青紫色伤痕。原来整整齐齐的短发被汗水零乱地沾在额头和脸颊上。

　　开头的这场鞭打和前面剥去女犯的衣服一样是为了震摄讯问对象的决心，使她认识到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行事规则，进而怀疑自己事先积蓄的意志力是否足够。

　　宪兵把女人按跪到地上，把她的两手换到身前，往她的手指缝里挨个夹进粗大的方竹筷。两个粗壮的家伙握着筷子的两头，表情冷漠地用劲压紧。一瞬间女人受刑的右手上四个手指笔直地张开大大地伸展在空中，而她跪在后的身体却象是被抽掉了骨头那样瘫软到地板上扭摆着。她在狂乱中本能地往回用力抽自己的手，宪兵们抓住手铐把她的手拉到合适的高度，重新开始狠夹她的下两个手指。

　　以后再换上她的左手。

　　「好姑娘，想起来没有？东西要送到哪里去？」她侧身躺在地下，一对细眼睛呆呆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声不吭。中川拿来一块厚木板压在她的踝骨上，把穿着军靴的脚重重地踩上去。姑娘痛苦地「哎哟」了一声，中川抬起脚一下一下地跺着，终于使她一连声地惨叫起来。这是用刑以后她第一次忍不住喊痛。

　　中川在她脚边蹲下摸索着姑娘已经皮破血流的脚踝，大概是想看看骨头有没有碎。但是接着他却握住姑娘的一只脚打量了起来。女孩的脚背高而窄，足趾因为细长显得柔弱无力。中川带着「确实值得一试啊」那样的神情捡起扔在地上的筷子夹进她的足趾间，直接用手使劲压着。

　　把她拖起来仰天捆上了那张铁床。在脚那一头垫进几块砖头使她的头部低一些，用湿毛巾堵住她的鼻子。这样她为了呼吸不得不张开嘴。中川便把冷水不停地往她的嘴里倒下去。她又咳又呛地在水柱下面挣扎着，中川是老手，一会儿功夫就把她的肚子灌得大大地挺了起来。

　　接下来放到地上猛踩她的肚子。她软弱无力地试着把中川的皮鞋从自己的肚子上推开，那当然是毫无用处的。水从她的嘴里、鼻孔里和肛门中一股一股地涌出来。弄得她满脸满身都是水淋淋的，地面上也变得又湿又滑。我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两个宪兵已经让到一边，留下她一个人躺在那里全身抽搐着没完没了地呕吐。这时她吐出来的已经是小口小口淡红色的血水了。就在地上按住她又给她灌了差不多一铅桶水。看着纤细的女人把铐在一起的双手捂在圆滚滚的大肚子上可怜地扭动身体努力避开皮靴的踩踏，那种地狱般的情景是每个人都要同情的吧。

　　不过我刚才接的电话是队里打来的，中佐的怒吼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会还有多少耐心。

　　我向地上的女人弯下腰去抓住她湿漉漉的头发。这时的陈惠芹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样一本正经的教师模样。她脸色惨白，半张着的嘴里满是清水，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干呕使她全身颤抖得象风中的树叶一样。

　　「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

　　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

　　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份的人，无论他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象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象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熏醒再干。

　　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象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

　　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几钟，变得象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遥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

　　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明白。」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XX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复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象野山那样喊叫起来。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XX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

　　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

　　「已经那样干了，正在问话。」报告说，我在一边坐下听。中川他们问的都是淫秽的下流问题，中川多少次，尾崎多少次之类。如果女人不肯回答便用炉子里烤着的细铁条折磨她。由于被烙在乳房上确实很痛苦，她会觉得这并不是要拼死保守的秘密，就会开始沙哑着嗓子断断续续地回答。问过一阵之后再转到重要的问题上来，中川希望年轻的女人会觉得就连那样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再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对于他们只不过是一种探究对方心理的工作手段而已。

　　「再去内务班叫几个人来，干到四五点钟让她睡一会儿。不要烫得太厉害了。」

　　我拼命克制着马上开始狂热地拷问的想法，临走前对他们吩咐道。

　　（第二部份）

　　第二天我睡到早晨八点多钟。

　　宪兵们在讯问室的地上铺了一块破线毯让女犯躺在上面，秋天的夜里很凉，还从前院的拘留室里拿了一条肮脏得看不出颜色的棉被盖在她身上。为了防止她可能的捣乱行为仍然给她戴着手铐，给她的脚上锁了一付五公斤重的脚镣，那么重的型号通常是对男犯使用的。由于我的命令是一分钟也不能让她离开视线，有个上等兵一直守在讯问室里。

　　我掀开她身上的棉被喝令她站起来。她用了很大的力量和勇气才能扶着墙站直身体，当她努力这样做的时候两条腿一直在不停地颤抖。她的身体正面已经被烙出了一些伤痕，大多是烧坏了表皮，露出下面一小块积蓄着体液的浅红色肌肉。

　　也有几处烤焦的皮肤象皱纸那样缩成一团。她的手指和脚趾都已经肿胀了起来。

　　其中有几个特别严重，看上去表皮下亮晶晶地积着水，有可能里面的骨头已经断了。

　　上等兵告诉我他们后来又叫来了八个人，那么这个晚上她已经被凌辱了十多次了。

　　「昨天不还是处女吗，现在的感觉肯定很复杂吧，不想谈一谈吗？」她低着头又恢复了那种装傻的样子，象放留声机似的重复着「我是普通教师，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之类的套话。

　　「走，到隔壁去，看我们会怎样对待你！

　　她扶着墙壁慢慢地走动，由于疼痛再加上脚镣的重量，她几乎不抬脚，只用脚掌擦着地面往前移。她从我身边经过在门口停住了片刻，也许是因为外面的阳光耀眼吧。她的背和臀在逆光中看来很光洁，形状也很好看。但是我已经十分疯狂，只是恶毒地想要是她今天还是那么顽固的话，我就要让这块地方变得象中国的饺子馅一样。

　　铁链声在门外停住了。我跟出门去，院子里没有其它人。姑娘斜靠在隔壁房间的门口，一手扶墙，一手捂着小腹，她闭着眼睛，很深地弯着腰。

　　「哼，受不了了吗？」我冷冷地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她重新慢慢地移进门去。

　　「到铁床那一头去！」里面有人喝道。

　　「往前，再往前，跪到炉子边上去！」

　　「就这样看着火不准动。」

　　「这样会暖和一些吧？」

　　里面的几个家伙都是昨天晚上到过现场的，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描述起当时的情景侮辱着姑娘，一个比一个更加没有顾忌，以至于我在门外听着都皱起了眉毛。野山兴致勃勃地翻译着。他们越来越高兴，哄笑着要她表演，姑娘已是带有哭腔的声音固执地重复着：「不——－不——－」然后他们就开始打她。我进去时她已经被拖到了屋子中央，有人抓着她的头发。她的脸正好对着门，一双眼睛象是被逼到了屋角里的兔子那样充满了绝望。

　　「恐怕这样对她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虽然我是这样的判断，走进去本来就是打算催促他们尽快地开始，但还是微笑着等了一阵。

　　后来还是让她仰天躺到了铁床上，拉开四肢捆紧手脚。

　　「上面已经烤过了，再不弄弄下面会不均匀。」姑娘足弓很深的脚掌与她平躺的身体垂直着竖立在那里，宪兵们把棉花团倒上酒精，用细铁丝捆绑到她的脚底上。火点了起来，一开始酒精冒出几乎看不见的蓝色的火。她猛抽她的腿，带动着铁床都摇晃起来，同时偏过头从旁边看着自己正在散发出青色烟雾的两只脚。

　　她紧咬着嘴唇一下一下更加用力地往回收腿，就那样沉默地和系紧脚腕的绳子搏斗了一两分钟。

　　然后她坚毅的神情被痛苦一点一点地撕扯开去，一长串令人胆战的哀鸣冲开她紧闭的嘴唇。她的两条腿变成了散乱的抽搐，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态。她转开脸朝天，完全失控地哭叫起来：「妈妈呀，我痛啊——－」火熄灭了，问陈惠芹。她抽泣了半天，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烫她。」

　　从炉子里抽出烙铁，头一下就凶狠地按在姑娘两乳之间窄窄的胸脯上。她确实已经咬紧牙齿做好了准备，但是巨大的痛楚肯定远远地超出了她的想象。她充满恐惧地惊叫了一声，胸廓在火红的铁条下深深地收缩进去。往她的一对乳房上烫了好几下，再烫她的腋窝。她这时还有点力气，挣扎扭动着身体，断断续续地发出「妈妈呀」「痛死我啦」「我真的不知道呀」的尖叫，一声比声比一声凄惨。

　　宪兵们终于停了手，陈惠芹绷紧的身体也在铁床上松驰开来。既然整个胸乳都已经变成了一大块黑红相间、粘液四溢的半熟的烤肉，她还以为最痛苦的阶段已经坚持过去了呢。

　　可是拷问的原则就是持续地施加压力。等到通炉子用的细通条重新烤成了炽热的白色，野山舔着嘴唇，开始用它一下一下不轻不重地点触着姑娘敏感的乳晕和乳头。他在这一带非常有耐心地把陈惠芹折磨了很长时间，弄出了一连串紫红色的血泡，再把它们一个个戳穿撕裂。到最后把痛苦不堪的姑娘逼得几乎已经神经错乱了。

　　等她稍稍平静了一些，宪兵们用手一缕一缕拔光了她下部的体毛，她的身体下部血迹斑斑。

　　接下去他们把烙铁按到她血迹斑斑的身体下部。他们本想再烫里面的粘膜，但是她抖动的很厉害，结果按她的人被烙铁烫了手。于是松开了她只把烧红的铁条放平了往下面压；再换上一根新从炉子里抽出来的往里乱捅；竖起来从上往下用力划，遇到能探进去的地方便把半根铁条都伸了进去。

　　她嚎叫得象动物一样嘶哑难听，眉眼口鼻全都可怕地改变了形状，根本不象是一张人的脸了。她狂乱地把头往后面的铁杆上撞，虽然手和脚都在铁床的框架上捆得很紧，她还是能把背和臀部从架子上挺起来几乎有半尺高。中川用两只手握住她的头发搏斗了一阵才制止了她，往她头上浇了一桶水。

　　事实上连中川的脸色都有点变了。大家一时默不作声地盯着女人的脸。

　　「发报机要送到哪里？」

　　「我、我真的、没有发报机。」

　　「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

　　「哎哟——－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又有人从炉子里抽出了烙铁。我朝他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制止了他。用火烙烫确实能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心理打击。但过度地烧伤并不能使被讯问者感受到的痛苦持续增加。人体痛感最烈的是表层皮肤遭到破坏，下面富含神经末梢的细嫩的真皮组织被暴露在外的时候。这时的伤处看起来十分湿润，表现出粉红色或粉白色，就是轻微的触摸都能使人疼得发抖。我曾见过被开水淋遍了全身的人疼得整个晚上在拘留室中用头不停地撞墙，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还停不下来。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么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后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染烂出一个洞，可是对于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于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乳房上，让她看看自己的乳房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乳房象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后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象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后，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象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么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象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象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象拉直的弓弦一样紧。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乳房象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

　　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乳房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后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后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么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

　　「干什么，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后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

　　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

　　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埃」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

　　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象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乳房，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疼，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那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红山后山——－，很好。

　　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庄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么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具体地点在哪里？」

　　「不到山顶，往右边一条小路拐进去。位置这样很难说清楚。」

　　「这次去XX市取电台的指示也是在这里拿的吗？」

　　「是的。」

　　「哪一天？」

　　「前三天，不，是再前一天吧。十二号。」

　　「胡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我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把身边的记录员吓了一跳。「皇军的27中队在红山做山地作战演习，那片山坡已经被封锁了七八天了！」她一时呆住了。嘴唇抖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来。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换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发报机藏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27中队，也没有什么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受审对象的问题在于：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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