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的火器装备

　　坦克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有“陆战之王”的美誉。如果作个不恰当的类比，冷兵器时代的战车可称是现代坦克的鼻祖。春秋时，中国人就曾有过大规模战车作战的历史，战车曾经广泛使用于战场，是主要的战争工具。

　　可惜战车这种古代“坦克”，上面配的是长矛弓箭，没有强大的火力作依托，也没有厚重的装甲作掩护，且驭马而行，不能随心所欲，如履平地越过堑壕，冲破敌军的防御工事，除了笨重这一点相似外，和现代坦克不具可比性。正因为战车受地形，战斗队形，成本等因素的局限，在战场上的作用逐渐降低。从赵武灵王胡服射骑开始，春秋诸侯逐渐认识到了车战的局限和不足，车战被放弃。从游牧民族那儿学来的迅捷如风，侵掠如火的骑兵战术取代了局限性较大战车而成为战争中主要突击力量。到战国时，战车已渐渐退出了战争舞台，除作战指挥和一些特殊活动，如检阅、出巡等，或粮草辎重运输，基本已无用武之地。

　　自明代开始，火器从西方流入中国，在军队中开始被大量使用。《明史志６８》载：“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而京军三营中的这个“神机营”就成了一支“洋枪队”。火器的威力让朝廷且喜且惧，喜的当然是其强大杀伤力，惧的则是一旦广泛普及恐危及自身安全。以传统防民如防川的皇权思维，利器不可示人。所以，“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反过来，这又造成了火器不能在战场上真正发挥其威力，不能根据实战进行改良，制造水平无法提高。而实战机会不多，使用被限制，军队仍循旧制，也不能围绕火器的优势构筑新的作战思维和战法，故而虽有先进武器，却不能转换为战斗力。

　　不过火器的强大火力和威慑力也让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以火器的威力配合战车使用，在战场上或许会相得益彰，使二者的特长都展露无疑。于是，一些发明家开始构思一种加载大炮和火铳的新型的战车。“正统十二年，始从总兵官朱冕议，用火车备战。自是言车战者相继。”一时成为热门议题。

　　据《明史志６８》，正统十四年，给事中李侃设计的一种这样的战车首先被采纳制造并用于边防，这种战车“用七马驾……以车载枪二十，箭六百，车首置五枪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执爨。试可，乃造。”此战车服役于宁夏边境，因宁夏当地多沟壑，所以并未在实战中使用过。至于其他未曾被采纳而用于军中的发明更多，例如弘治十五年，“陕西总制秦纮请用只轮车，名曰全胜，长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冲敌阵。”十六年，“闲住知府范吉献先锋霹雳车。”

　　还有一些装甲车雏形的发明，如，“兰州守备李进请造独轮小车，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画兽面，凿口，置碗口铳四，枪四，神机箭十四，树旗一。行为阵，止为营。”又如，“吏部郎中李贤请造战车，长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围箱板，穴孔置铳，上辟小窗，每车前后占地五步。以千辆计，四方可十六里，刍粮、器械辎重咸取给焉。”

　　另外一个曾经服役的战车是定襄伯郭登所创。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请仿古制为偏箱车。辕长丈三尺，阔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铳……每车枪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无事轮番推挽。外以长车二十，载大小将军铳，每方五辆，转输樵采，皆在围中。”不过考察之后结论是，“此可以守，难于攻战，命登酌行。”

　　郭登这种“移动城堡”式的战车后来经过改造，“前锐后方，上置七枪，为橹三层，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载甲兵，止为营阵。”在嘉靖时终于派上了用场，“四十三年，有司奏准，京营教演兵车，共四千辆，每辆步卒五人，神枪、夹靶枪各二。”

　　一些边镇将领对此类构思也颇有兴趣。成化时，大同总督余子俊甚至曾组建过这样一支“坦克”部队，“以车五百辆为一军，每辆卒十人，车隙补以鹿角。既成，而迟重不可用，时人谓之鹧鸪军”。隆庆年戚继光出任蓟门总兵时，曾做过骑车结合的尝试，“每营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间，车骑相兼，可御敌数万。穆宗韪之，命给造费。”万历年熊廷弼出任辽东巡抚，也“请造双轮战车，每车火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枪。”

　　这些发明虽有不错的构思，但基本上都过于笨重，行动不便，只适用于防守，大都毫无机动性和灵活性可言，很难适应变化无常的战场。天启年还有过强化了机动性的钢轮车、小冲车等设计，均未曾经历过实战检验。“自正统以来，言车战者如此，然未尝一当敌。”尽管如此，明代对于新型战车的构思热，并不是一种复古倒退。明代的对手多为来去如风的游牧骑兵，当时的大炮很笨重，火枪需要填充火药，效率也很低，将火器与战车结合，确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想。

　　中国明代，火器发展迅速。据（明）王士翘撰《西关志》（１５４８年序刻本）居庸卷记载：昌镇驻军武器主要有军器和神器两大类：其军器有：盔、甲、长枪，圆木挨牌、长木牌、斩马刀、撒袋、弓、弦、箭、攒竹长枪、腰刀。神器有神枪、大将军铁炮、二将军铁炮、大将军铜炮、小将军铜炮、神铳、大铜佛郎机、神炮、飞炮、铜铳、铁铳、马上佛郎机、神箭、铁宣风炮、缨子炮、铁佛郎机、铁三起炮、碗口炮、小神炮、铁蒺藜、新置的器械有九龙盘枪、铁鞭枪、火箭盘枪，子母炮、火箭等。车有偏厢车、骡驾、望车、元戎车、鼓车。《四镇三关志》昌镇军旅器械、兵器条载：昌平营，盔甲２４１１副，兵器３５１６件，火器１７９３３４件。永安营，盔甲２９７６副，兵器８９４６件，火器３１３３３５件。巩华营盔甲１８６２副，兵器３７０２件，火器１２９４５６件。居庸营盔甲３４４３副，兵器６４２６件，火器５６４８５１件。火器的质和量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内容既包括国产的火器，也有引进的佛郎机诸炮。

　　《西关志》居庸卷之二载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方一桂题：“行据分守居庸关等处署都指挥佥事张冀呈查，议得本关城该用佛郎机铳十副，所辖紧要城堡口隘共十四处，……东路德胜口、锥石口、西水峪等口该用佛郎机铳共六副。”居庸关陵区山口使用佛郎机始于嘉靖年。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出土铁炮一尊西山口出土铁炮铭文：“间。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穐言，造佛郎机炮，谓大将军发诸边镇。”佛郎机是正德末年由其国舶至广东。白沙巡检何儒得其制，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腹有修孔。以子铳五枚，贮药置腹中。发及百余丈。此外，昌镇自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始，还设有左右车营，并配有合用火器。以扼东西山口之隘。１９８９年５月，西山口曾出土铁炮一尊，长２。２９米，口径８。５厘米，炮身铸铭文“崇祯庚辰岁吉旦，总监昌宣二镇军门申捐制。督造，工部厂掌司刘国禧”。此铁炮应是车营所遗火器之一。从文献记载和实物分析，沿边及山口等处多备有神器（火器），以备防范。[ ｉｉ] 明朝火器（神器）的使用始于明成祖。《明史？兵志四》载明成祖平交趾，“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神器制作以铜、铁为之、大小不等，大者用车、小者用架、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神器，在明初时还很珍贵，不是随便所使用的。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不仅珍贵，而且制造保密。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到明朝中后期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长城隘口，多用火器防守。目前在居庸关南北关城陈列古炮十门，均为明代长城沿线防御用的武器，有大将军炮、竹节铁炮等。这在《明史》中也都有详细记载[ ｉｉｉ]

　　这就难怪祝大震先生所著《火箭神火飞鸦的复活》有如下文字：“明代是中国火药的鼎盛时代，是中国古代武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现存明代火器较多的是铁铳铁炮，记载中神奇的火箭、地雷等则无实物。”幸运的是２００１年７月，在托克托县境内发掘出土了２０多枚明朝早期地雷。专家们鉴定，这是我国首次出土明朝地雷。这次出土的地雷为铁铸球体，大小规格分为两种，大的直径１１厘米、重１。７公斤，小的直径为８。５厘米、重０。８公斤，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约０。６到０。７厘米，直径约３厘米，球面中间有一直径约０。４到０。５厘米的圆型小孔，用以装火药和引爆火药捻，当打开已经锈蚀的小孔时，竟然还有黑色或灰色的火药流出来，其中部分火药呈米粒状。托克托县，古代名字叫东胜州，建在黄河岸边的山梁上，雄踞高地，在军事上起着扼守黄河的重要作用。当时，东胜州为水旱码头，交通便利，贸易繁荣。公元１３６８年，元大都被明军攻破后，明军曾在这里与元军发生激战。托克托出土的地雷应该属明军攻城所用的武器。另据透露，在出土地雷的附近，还出土了十几公斤铁弹丸，这是当时明军使用大炮发射的弹丸。[ ｉｖ]

　　由此看来在１６世纪铁炮传到日本之前中国已经在战场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火器中，西洋火器是其中一种。细分传到中国的西洋火器，在明代宋应星所撰《天工开物》[ ｖ] 中根据传来地，还分为西洋炮、佛郎机、红夷炮等等。根据现有记录，其中佛郎机炮是最早传到中国的。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８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请封为名。”《广州通志？夷情上》[ ｖｉ] 这里所谓“佛郎机”乃是１５１７年由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派遣往中国的使节。广州的官员从最初的慌张中镇静下来，随后佛郎机人解释道，炮声是表示礼仪的象征。葡萄牙的大炮威力着实让中国官员吃了一惊，然而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中国人不能同意用攻城掠地的武器来表示友好这种做法，于是让这些不知礼节的“蛮夷”在光孝寺学习礼仪三天再安排与总督陈西轩见面。葡萄牙人再三请求之下，官员让他们从陆路前往首都朝见皇帝，然而此时正德天子明武宗舟游玩时溺水染疾，一病不起，于是这些佛郎机人就被关在礼宾馆，一等就是数年，直到正德帝晏驾，新帝登基。然而等来的却并非佛郎机人所愿。“今上登极，以其不恭，将通事明正典刑。其人押回广东，驱逐出境。”[ ｖｉｉ]

　　以行事乖张闻名的正德帝身后的明政府此时面对新旧交替，国内局势动荡，对于这些不请自来，而且语言不通，从无来往的蛮夷当然不会有好感。佛郎机人要求开展贸易，明政府本来就为沿海倭寇海盗所苦，加上由于与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官方贸易基本上是朝贡体系中的单方面输出，其实无利可图。至于民间贸易，明政府并没有能控制反而努力在取缔，自然在考虑之外。佛郎机人的铁炮犀利也并不能增加明政府的兴趣，相反只能带来反面影响。此时北方蒙古族的威胁已经减弱，满洲部的崛起还在百年之后，这种武器于中国为无用，而任其在沿海传播更加不可能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无论执政的士大夫看法如何，新式火器还是不可避免地在中国传播开了。１５２１年广东海防部队捕获的葡船中，便有一名改洋名为彼得罗（Ｐｅｄｒｏ）的中国人，他新近偕同妻子领洗入教。此人在葡船中已学会了铸炮造船技术，后来到北京铸炮[ ｖｉｉｉ].１５２０年皮来资（ＴｈｏｍｅＰｒｉｅｓ）率葡萄牙使团北上，使团的翻译火者亚三通晓番汉语言，能说会道，向明武宗大谈南洋各国的种种奇风异俗，深得武宗欢心，“喜而留之”[ ｉｘ] ，“时时学其语以为乐”[ ｘ].不久武宗病亡，火者亚三被捕下狱。他供认自己本是中国人，随即被处死[ ｘｉ].

　　葡人到中国不久，铁炮便经福建走私商人传入。正德五年（１５１０），福建汀漳盗匪攻击仙游县，当地义民魏升协助官府，“以佛郎机炮百余攻之”[ ｘｉｉ] ，将盗匪击溃，确保县城安全。其后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平宸濠之乱时，他使用过佛郎机铳作战，结果“震惊百里贼胆破”，大获全胜。据王守仁说，这些威猛的武器是林见素提供的：“见素林公，闻宸濠之变，即夜使人范锡为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手书勉予竭忠讨贼”[ ｘｉｉｉ].而林见素则与福建省的海外走私商人关系十分密切，可能是商人在南洋学会造炮技术，引进福建，然后林见素又向王守仁加以推荐。

　　１５１８年葡人到达广东后，又在同中国直接接触中传入西洋火炮。当时与葡人打过交道的顾应详、汪穐与何儒等官员，都先后获得这种新式大炮的制造技术。

　　葡人商船１５１８年初次到达广州。当时顾应详任广东佥事，署海道事，正在着手征剿海寇雷振。葡人“献铳一个，并火药方”，经顾应详在教场中演习，证明它是“海船中之利器也”。他还对火炮的特征做了详细的描述：“其铳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 ｘｉｖ].但顾应详又认为，这种火炮只能用于海战或守城，“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因此没有进一步推广。

　　在顾应详之后，汪穐与何儒也曾引进和推广佛郎机铳制作技术。１５２１年汪穐指挥屯门之战时，仿造了西洋火炮去攻打葡人，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殊域周咨录》记述了此事的经过：“有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机船，见有中国人杨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国，备知造船、铸铳及制火药之法。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卖酒米为由，潜与杨三等通话，谕令向化，重加赏，彼遂乐从。约定其夜，何儒密驾小船，接引到岸，研审是实，遂令如式制造。举兵驱逐，亦用此铳取捷。夺获伊铳大小二十余管。”[ 屯门之战结束后，汪穐将佛郎机铳送到北京朝廷，并上了一道奏章，说明这种火器的威力，建议朝廷加以推广。汪认为：“佛郎机凶狠无状，惟持此铳与此船耳。铳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虏守城，最为便利。请颁其式于各边，制造御虏。”当时甘肃、延绥、宁夏、大同、宣府等边关重镇，都有墩台城堡。汪建议，每个墩台配备一门重量２０公斤以下、射程为６００步的鸟铳，每个城堡配备一门重量７０公斤以上、射程为５- ６里的火炮。“五里一墩，十步一堡，大小相依，远近相应，寇将无所容足，可坐收不战之功”[ ｘｖｉ].明朝采纳了汪的建议，将火炮“铸造千余，发与三边”[ ｘｖｉｉ].后来南京守备徐鹏举等人上奏章，请求把广东佛郎机炮的工匠调来南京铸炮，也得到明朝批准，并把何儒也调到南京，升任上元县主簿。上元县即今南京江宁地区。

　　西洋火器的威力，在它传入之初便受到人们的赞叹。据叶权说：“余亲见佛郎机人投一小瓶海中，波涛跳跃间击之，无不应手而碎。持此为长技，故诸番舶惟佛郎机敢桀骜。昔刘项相距广武间，羽数令壮士挑战，汉王使楼烦辄射杀之。羽怒，自出。楼烦不敢动。使有此物（指手枪）数支，何惧项羽哉！三国时斗将令有此，虽十吕布可毙也。”[ ｘｖｉｉｉ]

　　佛郎机也就是后来《铁炮记》中把铁炮带到日本的葡萄牙人，以上史料谈到的佛郎机炮是葡萄牙人船上的一种大型火器。虽然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并带来了佛郎机炮，却没有把铁炮也就是火绳枪也带到中国。中国如同日本一样是从倭寇那里了解到这种新式火器的。中国方面的记载是１５５６年“总督胡侍郎宗宪捣沈家庄……悉平之。土官汪相，向銮死之。总兵卢镗擒……之鸟铳自伊传始。”[ ｘｉｘ] 另外１５９６年明朝派往朝鲜的使节对朝鲜方面的询问则是如此回答的，“天朝初无之、嘉靖四十三年（１５６４）……ｘｘ]

　　尽管如此，在朝鲜战场上，明军还是没有装备火绳枪。弗洛伊斯描述明军以骑兵和弓矢为主，也有数量庞大的铁炮队，但是这种铁炮不知道是怎样的东西，在无数发炮之后竟没有造成日本军一人死伤[ ｘｘｉ].这个答案就是那时明军实际使用的火枪并不是日军使用的铁制火绳枪。洞富雄引用诸葛元声所撰《两朝平攘录》（日本下）认为到此时为止明军使用的还是一种用铜制的传统火枪。不过本文认为明军此时应该拥有铁质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多次提到新式鸟铳的制造和使用，只是这种鸟铳限于南方使用，没有普及。那么为什么铁制火绳枪没有在中国得到普及呢？

　　首先弗洛伊斯看到的明军应该是北方系统的骑兵为主集团，明北方兵主要和蒙古满洲等骑兵作战，使用鸟铳多有不便。“北方马上三眼铳，以御虏骑颇畏之，然放毕，举以搏击头，重起坚利害相半，兼之甚难讨准，往往虚发”[ ｘｘｉｉ] 这里说明北方兵使用的是一种叫做三眼铳的火器，准头甚差。至于为何不使用火绳枪，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的《兵录》中谈到：“三眼铳与鸟嘴铳，鸟嘴在南多用而北少用，三眼在北多用在南少。此为何哉？北方地寒风冷，鸟嘴必用手击，常力不易，一旦火门开而风甚猛，信药已先吹去，用辗信易坏火门，一放而虏骑如风至，执之拒敌甚为不便……三眼铳一杆三铳，每铳著铅子二三个，伺敌三十步内对准而放，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无有不中。虏马至则执此铳以代闷棍，虏铁盔铁甲，虽利刃不能入，唯以此铳击之，故于北方鸟铳、三眼铳有此之别。”到１５９２年八月，明军第二次援军来到时情况就不同了。“臣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所谓倭铳筒就是日本铁炮了。

　　本文认为这里存在几种可能。第一，就是比起北方，南方其实已经使用叫做鸟铳的火绳枪，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中就谈到自己军队使用各地的鸟铳，由于口径不同导致弹丸炸裂铳筒的事件。第二，由于明政府的消极态度，鸟铳的生产和使用遭到抑制。在《天工开物》中记载当时硫磺和硝石都是属于禁止买卖的物品，多产于西北地区的硝石不准运往东南沿海，同样南方的硫磺也不准运往北方。另外，明政府把火器秘密化和神明化，一方面严禁传授制炮术，另一方面授予大炮各种官职，如大将军、二将军等等，并且派官员祭祀。这些做法都严重阻碍了火器技术的传播和发展。还有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当时并没有严重的外患，不存在使用铁炮的必要条件，这个情况一直到朝鲜战争的爆发才有所改变。

　　１５９２年丰臣秀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从一开始，日军就占据了战场的优势地位，这和日军的铁炮威力有莫大的关系。弗洛伊斯记载道尽管朝鲜东莱城在听说釜山失陷后，充分准备了应付日军铁炮的措施，制作木盾和撒播铁蒺藜，但是都无法阻挡日军的铁炮。在柳成龙的回忆录里更是详细描述了日本铁炮的威力。他写道，朝鲜军的弓矢发射后数十步就坠地，而日军铁炮却能杀伤己方士兵；在被包围的弱势情况下，日军的铁炮能够贯穿密集的朝鲜军，一枪击伤３、４人，造成朝鲜军的崩溃；[ ｘｘｉｘ] 在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日军铁炮竟能越过城楼最高处射进城内，打中城楼柱子的射入达数寸。因此柳成龙批评了战前一些将领对日本铁炮的轻视态度。

　　不过实际上朝鲜在这场战争中也使用了大量的火器。弗洛伊斯记载了日军攻打釜山时，釜山浦城内有一千以上的铜制小型炮，其中部分发射的是铁制弹丸，部分发射的是矢，朝鲜兵士穿着厚实的皮制铠甲和钢铁制的头盔显然是为了防护枪击，另外朝鲜人还使用很多没有枪托的铳，与弓矢一起给日军造成很大损失。后来日军攻陷东莱城后，在１６个大型仓库里发现大量米、麦、饲料之外还发现６门大炮，大量火矢、火皿。在海战方面，朝鲜军更加积极地使用了火器。弗洛伊斯描述了朝鲜船配备的铁制的射石炮状火器，用鱼尾状铁片附着在大腿大小的木矢作为弹丸发射，具有割碎一切被接触东西的威力。这里出现的都是不同于日本铁炮的朝鲜自己发展出来的火器系统。

　　第一次平壤攻防战中，为了应付日军的铁炮射击，朝鲜军作了一次成功的出击，情况是这样的。“我军自船上发玄字铳，火箭如椽越川。倭兵士仰见之，大声呼喊四散。火箭坠地，我等事先集而观之。”

　　另外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在海战中朝鲜军大量使用了各种火器。从当时朝鲜水军的统帅李舜臣的《乱中日记》中试举几例：壬辰（１５９２）四月十二日辛丑、晴。食後骑船、放亀船地玄字炮、巡使南公审去。

　　壬辰　五月二十九日、晴。右水使不来、独率诸将、晓直到露梁、则庆尚右水使、来会约处、与之相议、故直指同处、则倭人已为下陆、结阵峰上、泊列其船于峰下、拒战急固、余督令诸将、一时驰突、射矢如雨、放各样铳筒、乱如风雷、军官罗大用中丸、余亦左肩上中丸、贯于背、而不至重伤、射格之中丸者亦多、焚灭十三只、退驻。

　　壬辰　六月初二日、晴。晴、朝发、直到唐津前船仓……大船一只、大如我国板屋船、船上粧楼、高可二丈、阁上倭将、巍坐不动、以片箭及大中胜字铳筒、如雨乱射、倭将中箭坠落、诸倭一时惊散、诸将卒一时攒射、逢箭颠仆者、不知其数、尽歼无余、俄而倭大船二十余只、自釜山列海入来、望见我师、退奔入介岛。

　　癸巳（１５９３）三月六日辛酉、晴。晴、晓发行、到熊川、……如雨乱射、死者甚多、泗川女人一名被虏夺还、宿漆梁川。

　　癸巳　七月十二日甲子、晴。加里浦军粮镇抚来传、蛇梁前洋宿时、倭人变著我衣、乘我国小船、突入放炮、欲掠去云。

　　甲午（１５９４）　十一月二十五日已亥、昙。兴阳铳筒色等到此、会计而帰。

　　丁酉（１５９７）　九月七日已酉、风。还到碧波厅、招集诸将、约束曰、今夜必有夜惊、各诸将预知而备之……多放炮丸、余所骑船直前放地字、河岳振动、……放炮而已、三更末、永为退奔。

　　丁酉　九月十六日甲午、晴。……回拥我诸船、诸将等自度众寡之势、便生回避之计、余促橹突进、乱放地。玄各样铳筒、发如风雷、军官等麻立船上、如雨乱射、……

　　这里的龟船就是让日本水军闻风丧胆的龟甲船。“舜臣创造龟〔甲〕船。船上张板，形穹窿状似龟，战士、漕手皆在船内，左右前后多载火炮、纵横如梭，遭遇贼船则齐放大炮击碎之。”这种船能够抵抗日军的铁炮，避免自己的伤亡，在接近战中则发放船上火炮，给日本水军造成巨大损失。“朝鲜人拼命寻找日本船舶、（遭遇则）大声喊叫、喜而率船袭击日本舰队。由于朝鲜船舶既庞大又坚固，压倒了日本人。首先朝鲜人用火器攻击，但是日本人散开阵形。日本人为了避免朝鲜方要命的接近战就远避海上以为得策。可是朝鲜人为了让日本人用橹的船无法避难，用带坚固的钩子的铁索从上投下，使日本船无法逃跑。”之所以在海上朝鲜军队能够取得与陆战相反的胜利战果的原因是：朝鲜本来的造船技术优于日本，创造了新式的战船来对抗日本军；更重要的是朝鲜水军在李舜臣率领下改进了战术。本来射程较远的日本火绳枪在龟船前面无法发挥威力，而朝鲜人的近距火炮却因为火力大能够烧毁船只，此消彼长，日本军在海上就连吃败仗。

　　在以上史料中多次出现的玄字铳就是朝鲜的传统火器之一。其他的根据《李朝实录》、《惩毖录》、《乱中日记》记载，还有“四箭铳筒”、“八箭铳筒”、“天字铳”、“地字铳”、“玄字铳”、“黄字铳”、“胜字铳”等等。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铳筒都是发射木矢或火箭来杀伤敌人。另一方面，朝鲜军民也在实战中不断创造新的火器。除了改良传统的铳筒以外，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震天雷的火器。柳成龙记载道：“夜遣人潜伏城下，发射飞击震天雷入城中处，坠客舍庭中。贼不知其制，争先集而观之，齐推倒辗转注视。突然其中爆药发，其音震天地，铁片如星碎散，当之者立死三十余人。未当者，颠倒而起，无不恐惧，不识其物以为神。次日举全军弃城逃归西生浦。飞震天雷攻击者，古无其制，军器寺火炮匠李长孙者创出其物。震天雷以大碗口发射，可飞五、六百步，坠地稍息，火药自内爆发。贼最畏此物。”

　　宇田川武久根据实物调查考证认为朝鲜的各种铳筒是原始的中国系火器的一种。实际上震天雷也是一种在中国的火雷炮、地雷炮、冲天雷等的基础上经过改进，特别是安装了迟延发炮装置，可以调节爆炸的时间以后产生的火器。这些火器和明朝的中国火器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发射的弹丸不同，明朝火器基本都是以铁制弹丸为主。《明宗实录》即位十一月条记载道：“唐人亦能解铳筒者，通事亦传大纲，然非箭矢也，乃铁丸也。”另外在效力上，明军的大炮威力还是十分可观的。在明军收复平壤战中，明军使用了大量大炮。“皆飞达五、六里”，“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为动摇。”相比起来朝鲜火器则是“火炮年久，药力无效，视彼唐人之炮，真儿戏。”以至于在战争期间，朝鲜方“我国大铳以木箭放之”“唐人见而笑”。因此朝鲜继续向中国学习火炮的制造和用法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在现存的实物中还发现了由朝鲜铸造的虎蹲炮、三眼铳、佛郎机炮等中国传来的火器，其中佛郎机炮铸造年代根据铭文最早的是在１５６３年，最晚的在１７４６年。这说明朝鲜在１８世纪前仍然受到了中国系火器的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在１５２１年左右中国才开始制造的佛郎机炮只过了４０年不到就在朝鲜出现了。

　　佛郎机炮在上一节中已经讨论过是在１５２１年前后从葡萄牙传来的。实际上当时这是一种舰载炮，换言之是以水战为目的的火器。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讲到战船的配置：“福船应备大佛狼机六座”“海沧船应备大佛狼机四座”“苍山船应备大佛狼机二座”等等。可见当时就是以佛朗机炮作为水战武器来使用的。１５４６年，朝鲜官员曾上书国王“铁丸火炮唐人所作用之，水战甚便，破敌尤妙，请令军器寺详究制度，造作藏诸边各官，以备不虞如何。”这种水战火炮应该就是佛郎机炮。戚继光论述此炮优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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