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宁、锦战役中使用的西洋大炮，得力于徐光启“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明史列传１３９》），经由熟谙西方技术的徐光启穿针引线，由李之藻等人具体运作而引进。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提及，“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

　　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曾自一艘在澳门附近搁浅的英国船上获大炮十二尊，决定全部卖给中国。天启元年十二月，首批四门大炮运抵京师时，因侍卫之盛，民众夹道而观，欲一睹丰采。后来有一门炮在试验中炸坏了，剩余的十一门全部发往山海关，供孙承宗调遣，孙又调到了关外。据周峥先生考证，“这种红衣大炮属当时最新改造的英国加农炮，为前装滑膛炮，管长３米，口径１３２５毫米，炮管长度为口径２４倍。炮身铸有六道箍，火门位于炮管后部，尾盖形如覆盂，尾部顶端有球珠，炮管中部两侧各铸炮耳一，以便安放用架之上，炮身铸有盾形框徽，框中微号下为三艘四桅风帆艇，上有两顶上冠及两只雄狮。据此知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物，该炮弹低伸，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极大，可调整发射角，且性能安全，为当时欧洲击杀密集进攻最锐利的大炮，其先进程度比之佛郎机炮实难以估计其倍数。”（见《明清边政与治乱》）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帅大军十三万围攻宁远，而袁崇焕守军仅一万二千人，辽东经略高第则全军据守山海关，龟缩不敢来救。但宁远城将士同心，“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双方血战三日，“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明史列传１４７》）这一仗下来，清军在宁远军民的英勇抗击和新型火炮的威力下不仅损失惨重，努尔哈赤本人亦被炮火击中，身受重伤，到八月即不治身亡。宁远大捷“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七年，皇太极为报父败之耻，亲率大军再次围攻锦州、宁远。“五月，大清兵围锦州，（赵）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婴城固守。发大炮，颇多击伤。相持二十四日，围始解”（《明史列传１５９》）。锦州不下，皇太极又退攻宁远。五月二十八日午时抵宁远东北山下扎营，“明总兵满桂之兵及密云兵宁远城东二里，列阵于南，沿城环列枪炮。”皇太极欲攻城，三大贝勒知火炮历害，“皆以距城近，不宜攻。”皇太极怒曰：“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乃亲自指挥进攻，“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据有关记载，连皇太极的大营都被炮火击毁。清军又“值天溽暑，士卒死伤甚众。”（《清史稿本纪二》），到六月五日，皇太极被迫撤退。时隔宁远大捷一年另四个月，袁崇焕再度取得宁、锦防卫战的大捷。

　　当时，因战事不利，传统火器又存在质量问题，镇守辽东的明军将领大都认为火器不得力，不如刀枪便利，纵有大量火器而不能善用。袁崇焕不墨守旧规，设炮台，筑边城，果断使用先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为重点武器，从而力抵外侮，重创来犯之敌，令辽东边防军事格局为之一振。大炮的使用虽然历史已久，但多以威慑为目的，虽也有一定杀伤力，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胜负靠的是短兵相接的肉搏。以炮火强大的火力和杀伤力作为战争中攻防的基本和决定胜负最主要的力量，袁崇焕似为首倡。当然，这里面也有局势所迫而不得已的原因，如他本人上书所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列传１４７》）

　　满清受此打击，亦有所觉，慢慢开始效仿，从此以后，于中国战争历史上，大炮遂成为战场占主导地位的攻防武器。这一点不用多说，只看《康熙大帝》这部电视剧就可以得知。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为此创举的第一人，袁崇焕实在功不可没。

　　明人自制的火枪好像不行，但把明清对抗完全归于明自制火枪不力是不公平的。永历朝明人都成了基督徒，又得益于葡萄牙人提供的火枪，军队装备大大西化，一改弘光朝以前以火炮为主的状况，在西南战场上，“北兵用弓矢，南兵用枪炮”（北兵也不是满洲人，而是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但南人丝毫不占上风。后来郑成功进犯台湾，陆军装备也是铁甲弓矢，同样击败荷兰人。（明末军阀各自为战，互不相连，郑军主要海军，陆上军队主要为铁骑。但永历朝廷则不同，当时葡萄牙为西班牙合并，在澳葡人拒不效忠腓力二世，于是全心附明，崇祯朝的火炮、永历朝的火枪，都是葡萄牙提供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参战，抗击清兵）可见当时火器对铁骑并无优势。（马木留克骑兵当时对欧洲人还是有威慑力的，就是明证）事实上，当时明人并非一味追求火器，关宁铁骑是明代最厉害的军队，就是以骑兵为主。现在一些愤青拼命夸大事实，并认为明军大量装备火器理应击败满洲铁骑是不正确的（直道１８世纪英国人面对恐怖的阿富汗的骑兵还是十分畏惧的，甚至１９世纪僧格林沁的骑兵也让英法联军敬畏三分，要求明军一定要必胜清兵，难道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清代初年和日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火器装备，但没有理论科学技术基础，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日本很快衰弱，清代也一样，他们不重视真正理论的东西，只是简单把西洋文物拿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康熙喜欢科学技术，但仅喜欢技术，对原理不求甚解，终有清一代均如此。这样他们即时不闭关，一样会弱后与世界。不过清季渐衰不止如此。清人弓马立国，并不重视火器（在当时这并不无理，马木留克也是如此，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也十分厉害）清初火器的广泛使用，很大是因为清军主力都是降清的明军劲旅。三藩反正被平定后，清人即开始走下坡，康熙的木兰围场就没有火器的分。（事实上也用不着，噶尔丹、和卓木似乎也不需火器就能平定）以致清末英人犯阙，清军用的竟是三百年前明清对抗时的火炮。这就不是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了。而且，明人十分喜好古希腊科学，士大夫甚至痴迷之。这一点我也奇怪，好像在科学发挥她应有的威力前就重视甚至痴迷之的也只有１２世纪的欧洲人和１６世纪的明人。（奇怪的是，清人对待她就成了“淫巧”，甚至在今天，我们都还是以“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功利思想来学的，比较明人的自发学习，我们难道无愧？）而当时西欧也不过才开始文艺复兴，中西相差并不远。简单认定明人必将因为技术不足而使国力下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明代确实拥有开花弹。开花弹——这是爆炸性弹丸的别称，内部装有火药，因其炸开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而得名。中国自南宋未期就出现了铁壳开花弹，其改进型曾被元军用于征讨日本之役。炮射开花弹在明代中后期得到广泛应用，如宁锦大捷，就是使用这种炮弹的成功范例。

　　和佛郎机炮不同，明军的开花炮弹是自己研制的，公元１４８８一１５０５年，明人在传统爆炸性火器的基础上发明了被称为“毒火飞炮”、“击贼神击石榴炮”等早期爆炸弹，这一时间不晚于西方同期出现的开花弹，而且毒火飞炮还是化学弹头，“内置砒霜、毒药，落地后爆炸，药物和铁壳碎片同时杀伤敌军。”其威力堪称当世独步，石榴炮是常规弹头，“形如石榴，碗口大小，内置火药，配以特制慢燃火种，抛至敌阵，受震而爆。”这些显然都属于开花弹。

　　东西方的开花弹有明显区别：西方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代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台面中间有一圆型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设计比信管型尤为科学，其实无论“信管”还是“药捻‘”，都属于时间引信，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这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这一点，简单认为中国没有开花弹是没道理的。

　　明代的开花弹到清代是否失传？一种说法是失传了，由于清代“重骑射，轻火器”，明代屡建奇功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在中国已经无人知晓了，以至于李鸿章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引进西式开花弹。后来左宗棠在新疆平叛时，从一处明代古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另一种说法是没失传，开花弹流的确传到了清代，只不过性能差了点，依据是《清代文献通考》记载，康熙年间“威远大将军”炮能发射重达三十斤的空心爆炸弹；这种炮重三百斤左右，身管极短，射程较近，估计是明代“飞云霹雳炮”的发展型。不过就算没失传，和西方、乃至和明朝中后期相比也是落后了，不适应实战了，其重要表现就是射程上的差距和引信类型上的不同，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火枪杂谈

　　　　　　　　清代火枪（公元１６４４——１８４０年）

　　首先要说明的是，清代的火器并非如网上大量所举述的从明末“世界领先水平”全面倒退。虽然明末火器装备数量巨大且种类繁多，但其技术水准和战术水平尚不及西方，所以谈不上“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清代的火器本身有其发展的高潮和低潮，总的来说继承了明末的水平，只是两百多年几乎没有进步，但绝非全面落后于明朝而退化为弓马骑射。有一点清朝做的比明朝好，那就是清代几乎全面淘汰了明代广泛使用的三眼铳及单管火铳等原始落后的火门枪系列，全部以火绳枪（鸟枪）代替并成为军中的制式装备。当然清朝做的糟糕的也不少：两百年间鸟枪几乎没有改进，燧发枪等先进火枪仅仅用作宫廷狩猎却未装备部队；广大绿营装备的兵丁鸟枪枪身越做越长，可射程和威力仍是明代鸟铳的水平；火炮方面至鸦片战争时已遗失明末的开花弹技术，性能也越来越差，却以眼花缭乱的神威、无敌将军之类来命名。尽管至鸦片战争时全国装备火枪的士兵占４０- ５０% ，但是在西方军队面前却相当不堪一击。

　　　　　　　　　　　（一）入关后的清军火枪装备

　　入关前的清军装备有少量的鸟枪。女真人使用鸟枪似乎是狩猎的需要，在战争中鸟枪手们的风头显然不及弓箭手。那个时候鸟枪兵应该从属于弓箭手，还没有独立的建制。不过在入关后的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鸟枪兵便作为独立兵种出现，毕竟火枪可以弥补弓箭的不足，且比弓箭更有威慑力，只是那个时候的火枪部队在功能上更像特种兵，就像后来建立的火器营那样不专门打常规战。

　　入关后的清军还要南下与南明军队作战。此时的南明朝廷仍可从澳门购进大量的西方火器，甚至招募葡萄牙士兵。１６４７年清军攻打桂林，南明桂王政权从澳门招募了数百名葡萄牙人参战，这些仍不渝效忠大明朝廷的欧洲人所组成的雇佣军展现了清军从未见过的战法，他们很可能已采用线式队形，滑膛枪手在两侧长矛兵的护卫下施放排枪。在明军和葡萄牙雇佣军的拼死抵抗下，清军苦战了四年之久。而横扫南方率领明军及东南亚多国部队，极具指挥才能的李定国，也以火器加战象的打法屡挫清军。这些都促使清廷加大火器的开发和应用。康熙年间战端四起，清廷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研制了大批颇具威力的火器，为平三藩驱沙俄征葛尔丹服役。火炮在这个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清廷对火炮在战争中的作用认识深刻；鸟枪虽然在技术上无多大进步，但鸟枪兵的建制已逐渐完善，满蒙、汉军八旗中每旗都设立了专习鸟枪的部队。除在各部队中编入鸟枪兵外，还于各旗设立火器营操演枪炮。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年）在京师禁军中设立火器营，八千官兵全数使用枪炮。不过总的来说，清初的火枪装备率还较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议定的八旗步兵２１０００余人中，鸟枪兵只有１７３７人。１６９０年康熙亲征噶尔丹与准噶尔叛军交战于乌兰布通。十万清军大部分使用冷兵器，炮兵和鸟枪兵约有五千人。噶尔丹的部队则装备了大量的俄制火枪，他们以上万骆驼背负木箱湿毡列作驼城，士兵们在驼城后放枪放箭。清军隔河列阵，设鹿角枪炮不断射击驼城以打开缺口，之后以骑兵冲杀击溃叛军，国舅佟国纲在冲锋时被叛军火枪击中身亡。清初火枪在军中已有一席之地，但作战冲锋的主力仍是骑兵和持刀矛搏杀的步兵。杀伤力巨大的火炮在战争中的地位似乎远远高于火枪，因此清廷对善铸火炮的西方传教士格外青睐，倒是少有善制火枪而出名的。另有戴梓制成连珠铳，能连射２８弹，但未引起重视。

　　这里谈谈驱逐沙俄的战争。明末西方军队就给了我们枪炮犀利的印象，比起荷兰、葡萄牙等强国，俄罗斯的火枪粗陋了不少，但仍优于清军的鸟枪。所以当他们在东北烧杀抢掠时，面对只有弓箭的达斡尔人赫哲人索伦人，这些并不精利的枪炮仍能带来武器上的震撼。他们曾从当地土著口中得知中国拥有强大的军队且使用大炮和火绳枪作战，并对这个消息暗暗吃惊。但他们之后发现，清军投入的火枪很少，大部分士兵还和土著一样使用弓箭。１６５２年４月３日，宁古塔章京海色奇袭乌扎拉村的沙俄哈罗巴夫匪帮，因轻敌且一味追求生俘而在大好形势下失利；１６５４年在松花江进剿斯捷潘诺夫匪帮，为弥补火枪上的劣势而征调朝鲜鸟枪兵一百名并肩作战。１６８５年两次雅克萨之战，清军都以优势兵力围攻痛剿。第一次作战先后投入水路大军１５０００人，其中攻城部队有３０００人，俄军只有４５０人，装备火枪３００支；第二次作战投入２０００人，而俄军为８２６人。雅克萨的胜利主要由于清军发挥了火炮的优势。第一次攻城清军投入野战炮一百五十门攻城炮四十门，俄军只有三门；俄军的火绳枪只能打七八十米远，在远距离难以击穿清军的藤牌；尽管如此，面对这样一支非正规的沙俄部队，清军打得仍不轻松，俄军的枪炮仍不断带来伤亡。第二次攻城的２０００名清军只有火枪５０支，面对俄军的火枪和手榴弹只能采取围困战术，以火炮猛轰。可以说清军以人数和火炮的绝对优势赢得胜利，但火器总体上仍和俄军有差距。从明代装备火绳枪一直到清末洋务运动，火枪运用仅仅使弩退出历史舞台，却始终没能淘汰弓箭。不过一支冷热兵器混用的军队总比光用冷兵器的要强。

　　　　　　　[图２２清朝收复雅克萨所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

　　　　　　　（二）雍正、乾隆年间清军火枪装备比例的提高

　　康熙年间各地火枪装备比例在不断提高，数十万绿营兵也批量装备鸟枪，扩建鸟枪兵。但是，全国各地对鸟枪的装备数量、鸟枪兵的人员配额不相统一，出现混乱。针对这一状况，雍正帝开始对各地鸟枪兵的配置作明确的规定。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议定：“官兵所用军需内鸟枪一项，能冲锐折坚，最为便利。内陆省份，地势平坦，利用弓矢；沿边沿海各省份，山深林密，利用鸟枪。将内陆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边沿海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鸟枪在军队中成为了制式装备，地位重要。

　　　　　　　　　以下是各省的鸟枪装备及操习情况：

　　山东省：所用军器大炮、鸟枪、弓箭、长枪、藤牌、大刀，每兵百名，分作十分，鸟枪五分，弓箭三分，藤牌一分，长枪一分，鸟枪兵占二分之一。

　　河南省：驻防八旗兵、督标左右营、河北镇标九营、南阳镇七营，所设马步弓箭兵、鸟枪兵、炮兵、长枪兵、藤牌兵等，所用兵器仍照旧例。

　　山西省：多崇山峻岭，地属沿边，每兵百名，分作十分，以四分演习鸟枪，六分演习弓箭，另设炮兵、杀虎协原有藤牌兵三百名，仍令演习，其余扁刂刀、长枪之类全部改为鸟枪、弓箭，鸟枪兵占五分之二。

　　江南江西水师各营所用军器枪炮弓箭，毋需议改，有设三眼铳的则改为鸟枪。

　　福建省：陆路各营营：每兵千名，分为二十队，马上弓箭兵四队、步下弓箭兵二队，鸟枪兵十队，炮兵一队、藤牌兵一队、大刀兵一队，鸟枪兵占二分之一。

　　浙江省：每兵千名，分作二十队，炮位为一队，长枪五十为一队，鸟枪百名为八队，弓箭三百副为六队，藤牌一百分二队，扁刂刀一百分二队，鸟枪兵占五分之二。

　　陕西、四川各营兵丁除炮位、鸟枪、弓箭通行演习外，马上弓箭兵兼枪棒，守兵兼习扁刂刀。

　　广东省：每兵百名，分弓箭兵二十名、鸟枪兵五十名，藤牌兵十名，挑刀十名，炮兵十名，鸟枪兵占二分之一。

　　滇黔二省各营：每兵千名，以一百名操演大炮，六百名习鸟枪，二百名习弓箭，一百名习藤牌，鸟枪兵占五分之三。

　　雍正十年（１７３０年）议准：福建省水路海面辽阔，陆路山深林密。鸟枪一项最为利用，于定例每兵千名内设鸟枪四百之外，再增设鸟枪一百杆。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议准：湖广武昌镇前后水师二营，地界川江，弓箭难于施展，惟鸟枪极为便利，照沿边沿海省份定例，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

　　　　　——以上资料及文字出自毛宪民论文《清代火枪述略》

　　鸟枪在清军中的地位已于火炮、弓箭并列，甚至超过弓箭。可以看到在云贵、河南等地鸟枪的装备率较高，直隶则较低；此外清军在关外的鸟枪装备也并不多，很多鸟枪甚至没有弯形枪托；各地土司掌管的地界中鸟枪也广泛使用。西藏鸟枪装备率约５０% ，四川大小金山、蒙古各部、回疆各部也大量使用火枪。作为制式装备，每一杆鸟枪都要注册编号，统一管理。清朝统治者对于火枪的威力还是相当认可的，他们当然也不愿意让此等“军中利器”流入民间让“反贼”掌握。之后的乾隆朝一直到道光朝，鸟枪的装备率在全国范围大致保持在５０% 这个比例左右。

　　　　　　　　　　　以下是一段出自网上的资料：

　　按《登州府志》载：顺治十八年（公元１６６１年）始设登州镇，由总兵统管，总兵署在蓬莱县城南门内西北，辖陆营和水师营。

　　　　　　道光十九年（公元１８３９年）登州镇陆营编制为：

　　中营设游击１人（游击署在南门内糠市西）、守备１人（守备署在钟楼南路东）、千总１人、把总４人、外委５人、额外外委３人，马兵１１７人，守兵３９４人，马１２５匹；分管县城内西南、西北２坊、县城外西、北２关和雨山、郭东、苇羊、北沟４保，辖县城以西、以南５座烟墩；装备兵器：箭８４４支，刀７２４把，藤牌２７具，鸟机枪、马鸟枪、鸟枪２４４支，子母炮、威远炮、铁喊炮、劈山炮、抬炮、行营炮４３门。

　　右营设都司１人（都司署在县城朱家桥东）、守备１人（守备署临都司署）、千总１人、把总４人、外委５人、额外外委３人，马兵１１５人，守兵３６８人，马１２２匹；分管县城内东南、东北２坊、城外东、南２关和东流、安香、解宋、羚羊４保，辖县城以东３座烟墩；装备兵器：箭７４９支，藤牌２７具，腰刀、牌刀、砍刀４７８把，鸟机枪、马鸟枪、鸟枪２３５支，子母炮、威远炮、铁喊炮、劈山炮、抬炮３２门。

　　这是鸦片战争前夜，清朝绿营的编制和装备数据。登州镇的陆军分中营与右营两部分。中军有骑兵１１７人，步兵３９４人，总计５１１名士兵。这些士兵拥有各种火绳枪２４４支，火炮４３门，总计有火器２８７件。右营有骑兵１１５人，步兵３６８人，总计４８３名士兵，他们装备了各种火绳枪２３５支，火炮３２门。比例均超过百分之五十。

　　西藏旗兵，自乾隆五十七年始。前后藏各设番兵千。定日、江孜各设五百。前藏领兵者曰戴琫，其下如琫，又下甲琫、定琫. 原置戴琫三人，二驻后藏，一驻定日，复增戴琫一人驻江孜。前藏番兵，游击统之。后藏及江孜、定日，都司统之。原有唐古特兵，归戴琫督练。初制，每番兵千，弓箭三之，鸟枪七之。嗣选唐古特兵三千，鸟枪、刀矛各半。至是新设额兵三千，每千人五成鸟枪，三成弓矢，二成刀矛。

　　清朝皇家生产了大批御用枪，有近６０个品种。这些火枪造型精美，不亚于同时期的欧洲火枪，而且有很多是燧发枪，还有来复枪。这些火枪性能优良，枪身外镶雕各种精致图案和贵重饰物，都是皇家精品。可惜的是，当时中国最精良的火枪全集中在皇家手里，作用不过是狩猎或收藏。全国各地的绿营兵还在使用沿用明代技术的粗陋火绳枪，各地八旗兵的鸟枪比绿营的好一些，京师八旗的枪械应该更好，不过和皇家御用枪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广大士兵使用粗制滥造的兵丁鸟枪镇压起义还行，在西方军队面前勉强算得上是玩具。

　　清军的火器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一方面清军的火器比例逐渐提高，至乾隆年间已有半数装备火枪；另一方面清军火器的技术及性能仍长期处于西方十六、十七世纪的水平，两百多年间没什么进步，而工艺和质量甚至有所倒退。

　　　　　　（三）乾隆至道光年间的战争及火枪在战争中的应用

　　清代的战争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高级一些，参战双方有大约半数使用火枪，而且一些对手的火枪装备甚至优于清军。虽然清代闭关锁国，但与大众所认识的不同是：清军不止一次地在战争中见识洋枪的威力，而不是到了鸦片战争才接触洋枪。乾隆年间平定准部、反击廓尔喀入侵，道光年间平定张格尔叛乱，对方都装备了俄国或英国制造的燧发枪，但是清军还是取得了胜利。

　　先说一下清军火枪的战术。

　　清军的一种战术称为“九进十连环”。《清史稿志一百十四》所载：“康熙……十九年，定每年演放红衣大砲之期。二十八年，定演砲之制。每年九月朔，八旗各运大砲十位至卢沟桥西，设枪营、砲营各一，都统率参领、佐领、散秩官、骁骑砲手咸往。工部修砲车，治火药。日演百出，及进步连环枪砲. 越十日开操。太常寺奏简都统承祭，兵部奏简兵部大臣验操。各旗演砲十出，记中的之数。即于砲场合队操演，严鼓而进，鸣金而止，枪砲均演九进十连环，鸣螺收阵还营。三十年，定春操之制。每旗出砲十位，火器营兵千五百名。汉军每旗出砲十位，鸟枪兵千五百名。每佐领下之护军鸟枪兵、护军骁骑，每参领下之散秩官、骁骑校，及前锋参领、护军参领、侍卫等，更番以从。既成列，演放鸟枪，鸣螺进兵，至所指处，分兵殿后而归。五十年，定火器营合操阵式。八旗砲兵、鸟枪兵，护军骁骑，分立十六营。中列镶黄、正黄二旗，次六旗，按左右翼列队，将台在中，两翼各建令纛为表。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台下鸣海螺者三，以次整械结队出营。施号枪三，台下及阵内海螺递鸣，乃开阵演枪砲九次至十次，砲与鸟枪连环无间。”实战中“每旗鸟枪护军在前，次砲兵，次鸟枪兵，次骁骑。”枪炮相互配合保持火力持续不断。

　　另有一种称为“百人哨”的阵势，起于道光年间，又称“鸟枪三叠阵”，是由明末清初的阵法演变而来。阵中共一百人，第一叠２０人使用１０把抬枪（一种大型鸟枪，需二人操作，射程和威力大于单兵使用的兵丁鸟枪）；第二叠３０人使用鸟枪３０支，阻击百步以外的敌人；第三叠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用于护卫、冲杀及近程阻敌。

　　接下来讲讲各场战争中火枪的应用及表现。

　　「平定大小金川」

　　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叛乱，清政府调云贵总督张广泗前去平定。大小金川位于四川北部藏族定居区，地势险要。当地民风彪悍，人们出行常挂腰刀背火枪。大金川先攻打小金川，继而将其拉拢共同叛变。为了对付清军的围剿，叛军在险要之处广布战碉。这些由石头垒成的战碉相当坚固，枪炮只能触其坚壁却无法杀伤内部人员，而叛军则在碉内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清军每攻下一座仅数人防守的战碉，就要付出数百人伤亡的代价。无奈的张广泗只得以碉逼碉，进展缓慢，士兵死伤惨重，失利连连。乾隆处死张广泗后派傅恒、岳钟琪上阵才获得胜利。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大小金川再度叛乱，清廷派遣阿桂出征，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再次平定叛乱。

　　「平定准噶尔叛乱」

　　虽然康熙年间清军击破噶尔丹重创准噶尔分裂势力，但准部仍未受清政府直接管辖，尚处割据状态。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准部内乱，达瓦齐击败阿穆尔撒纳，后者投奔清廷并请求出兵攻打达瓦齐。这是将西北纳入统一版图的大好机会，乾隆发兵天山北路。乾隆二十年（１７５５年），清军５万人马进军伊犁。五月十四日，清军于格登山一举击溃达瓦齐主力万余人，不久收复伊犁，生擒了达瓦齐。

　　达瓦齐势力被消灭后，清廷准备进一步削弱厄鲁特准部势力，而归附清廷并被册分为辉特汗的阿穆尔撒纳则野心膨胀，妄图再度割据西域。在清军撤退后不久，阿穆尔撒纳叛变进犯伊犁。伊犁失陷，守将班弟和鄂容安殉国。清政府再次出兵准部。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正月，阿穆尔撒纳放弃伊犁，避开清军围剿逃往哈萨克。清军将领达尔党阿和哈达哈多次追击无果，被迫撤军。阿穆尔撒纳在西域不停活动，鼓动各部叛变。不久，厄鲁特各部反叛，阿穆尔撒纳卷土重来，西北危急。十一月，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奉命率部一千五百人驰援伊犁，在鄂垒扎拉图以寡击众，大败叛军宰桑达什策零部。翌年正月，兆惠又在乌鲁木齐冲破叛军的团团包围，受乾隆嘉奖。自此兆惠名声大振。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三月，清政府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举征伐厄鲁特各部叛军。此时厄鲁特内乱，瘟疫横行。兆惠乘机发动攻势，叛军溃不成军，阿穆尔撒纳再度逃往哈萨克，之后又逃入俄罗斯，最终病死在俄国。清政府与俄国再三交涉后，俄国将阿穆尔撒纳的尸体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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