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逸仙到了西属摩洛哥，不可避免地，她见到了很多殖民地的统治景象：

殖民政府之中，除去名义上的“镇守使”，所有机要职务都是西班牙人专任；

同样的中下层职务，西班牙官吏的实际权力高于同等级的摩洛哥官吏；

西班牙本土运来的各种物资，优先给西班牙移民和官吏分配，摩洛哥人次之；

摩洛哥人唯一能和西班牙士兵地位平等的地方，仅限于作为战力的非洲兵团（当兵）…

西班牙官吏大体趾高气昂，对被统治的摩洛哥人多有公开化的歧视和打压。

如同法属摩洛哥的苏丹要接受法国“高级专员”的全面监管一样，西属摩洛哥的“镇守使”要接受西班牙专员的监督。

保护国就是这样的，名义上是个国家，实际在所有行政的具体细则上，没有宗主国派遣的官吏支持，则任何政策无法成行，一切唯宗主国是从。

宗主国之所以没有灭掉这样的形式政府，因为这样的“冬虫夏草”的方式，可以利用“冬虫“的原有制度形式去减少推行殖民政策的阻力，而在本质上推行的是全然的”夏草“的”真菌“殖民主义。

逸仙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堪比让摩洛哥亡国《菲斯条约》的《日满议定书》。

因为这份《议定书》规定了以下内容：关东军司令为当然之驻“满洲”大使；关东军可以在“满洲国”境内无限制驻军；关东军军费均有“满洲国”政府全额支付；日本官员充任“满洲国”要职。

结果一个号称有政务院的“满洲国”，所有行政细则必须由日本人专权的总务厅决定，所有军事细则必须要经关东军司令部同意。

一个号称“满洲族独立”的国家，在“各族协和”的皮面下，不仅连当花瓶的满族大臣人数不能过半，甚至亲日派的汉族大臣占了多数。

至于各个部门实际的大权，按日本方面“副职专权”的解释，所有部门的副大臣即日本官员实际掌握各个部门的全权。

这样的“国”，是名副其实的“保护国”。日本帝国与这里的西班牙共和国，只差一个名义上“自愿”将全部主权交予宗主国代为行使“的保护条约”。

日本人与西班牙人一样，是不可能从自我否定和批判的角度，去对这样的统治作任何立论于负面的评价的。殖民国家无一认错，这是欧美日通行的规则。

每当想到这里，她看着共和的心态，多少有点复杂。

也许，逸仙作为一个中国舰娘，没有直接地参加对摩洛哥的任何殖民剥削的行动。

然而，她对共和的支持，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一个问题：共和是拥护现行的殖民统治秩序的。

共和完全不相信，像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这样的“未开化”“非西方”“劣等”的民族，能够与文艺复兴以来饱受理性精神熏陶的欧美文明平起平坐。

如果换个“成分”，逸仙会明白是什么：美国19世纪的“排华法案”，德皇威廉二世的“黄祸论”，英国西班牙从中国南方沿海抓人贩奴的“猪仔贸易”，无一不能鲜明地指出欧美人对中国人种持有何在。

支持一个殖民主义者，是不是对殖民主义本身的支持？

支持一个本质上与璞鼎查（《南京条约》）、穆拉维约夫（《瑷珲条约》）、伊格纳提耶夫（《中俄北京条约》）等殖民主义分子毫无差别的人，是不是等于变相同意了殖民主义的主张？

被日本武装征服的“满洲国”的汉族人，被西班牙巧取豪夺的“西属摩洛哥”的阿拉伯人，有多么本质上的差别呢？

逸仙也知道，光靠感情来打动共和这样的西班牙爱国主义右翼，是没有希望的。

西班牙自1812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一步步丢失了拉美大陆的全部殖民地；

美西战争的失败，让这个曾经的帝国丢了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马里亚纳群岛；

西属摩洛哥（摩洛哥北部）、西属撒哈拉（西撒哈拉与摩洛哥南部部分海岸）与西属几内亚（赤道几内亚），是这个国家多少是恬着脸挤进列强圈子的最后脸面。

欧洲的强国，除了捷克斯洛伐克、芬兰这样的后起之秀，德国这样的失败者，但凡敢说强国的必有殖民地。

共和是不可能让“自古以来”的一部分领土独立开去，丛林法则下让本国蒙羞的。

逸仙私下会这么想，公开顾忌很多问题不会这么说：民国对青海等地的藏民回民蒙民多有歧视，称藏民为“番子”，称蒙民为“回子”，称苗族彝族等为“夷”，不一而足。

绝大多数汉人，除去个别识大体顾大局、知道让小利以求长远的个别人，是绝不关心这些被征服的民族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是绝不在乎自己要多么孤立和排挤这些“非我族类“的。

这和苏联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多有打击，不无相通之处。

日本帝国对四岛国内的、不以本岛日语为母语的琉球人与阿伊努人，大体也是如此。

这样的政策，是不是一种国内的“大民族殖民小民族”“强族殖民弱族”的事呢？

——逸仙出于这么多纠结，对共和每每借着酒劲发表“Arriba España.Viva el rey”（西班牙语：”西班牙崛起。国王万岁。“）这样的言论，总得继续纠葛下去。

投鼠忌器，是因为区区的老鼠，出现在别人家当然是下得去手不怕砸器皿的；

如果出现在自己家里，区区老鼠闹就闹吧，总比砸烂了自家玩意强。

民族主义其实很简单：

日本人会认为很多“失礼”的举止，在中国的很多地方是恰恰非这么做不算正常的；

阿拉伯人散漫和不讲逻辑性的天性，在近在咫尺的欧洲人看来能和俄罗斯人相比…

许许多多这样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与生俱来与后天原生环境培养的价值观，构成了各个民族得以存在和维系的精神纽带，成为各个民族内所有个体自我确认“正常”的最低标准。

非如此，则一个个体在该民族内会因其无法满足这一最低标准，受到羊群效应与踢猫效应之下的孤立、打击和排斥。

一个民族的“正常”，与其他民族的“不正常”发生重合的时候，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再加上领土争端、经济摩擦、新仇旧恨等利益之争，矛盾就通过这些利益关系得到了合理化的升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的理所当然，与每个自己的群体内认为“正常“、其他族群认为”不正常“的价值观差异总是形影不离的。

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根植于这样的差异，引发的自我维护与扩张的冲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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