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人无意宣扬中日仇恨，也不是宣扬什么民族主义，只是想把一个残酷、血腥、虐心的故事放在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下。

我是一名记者，最近报社交给了我一个任务：采访本地早已退休的宋秋叶医生。据说是她希望有人来采访的。宋医生已经90多岁了，医术精湛，德高望重，20多年前就已退休，退休后也一直在发挥余热，为医学院编写了好几部教材。她对医学的极大贡献，使她在本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市民们都很尊敬她，以林州市拥有她而感到骄傲。但她有个缺点就是有时候为人比较高冷，不是太善于言辞。熟悉她的人知道，她其实是外冷内热，对每一个病人都是高度负责的。但不熟悉她的人就会产生误解。她的这种性格也给我的采访带来了一些挑战。

为了准备好采访，我查了查宋医生的资料，年轻时候的她，可真漂亮啊！我看了她的黑白照片，年轻时的她，真是一位十分有气质的、高雅的民国美女。我发现她早在30年代，那还是民国时期，就去日本留学，毕业于鹿儿岛医学院，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医，在1939年国民党军守卫林州的战役中（那次战役国民党军的守军几乎全军覆没了）不幸被俘。不知道日本鬼子是不是对她做了一些残酷的事，导致了她后来的性格大变。到了文革时期，因为她的被俘经历，还遭受过红卫兵的冲击和隔离审查。但根据多方调查，终于证实了宋医生在日本人的监狱里表现坚定，毫无畏惧，一直坚守着民族气节。直到抗战胜利前夕，才被我们的地下党和策反过的伪军营救出来。

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对宋医生的一生有了初步了解后，便登门拜访她，准备采访。我敲了敲门。

“请进。”

我进门后，她已经挺直了腰杆，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了，前面的茶几上已经为我十分周到地备好了热茶。她仍然保持着那种民国时期女知识分子的高贵而优雅的气质。很难想象她已经九十多岁了。她的目光仍然炯炯有神。

我和她寒暄一番，对她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记者同志，我这次请你来，不是想让你吹捧我的。我这一生，有一个秘密一直埋藏在心底。今天我想把这个秘密公之于众，我不想把它带进坟墓。”她十分优雅地端起杯子，品了一口茶，继续平静地说道：“我到了胃癌晚期，只剩下一个月的生命了。”

“哦”，听到这，我略感悲伤，便请她开始她的叙述。在她的记忆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为她做记录。

“记者同志，我的回忆可能会令你感到震惊，请不要害怕。”

“嗯，没关系的，您说吧。”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我自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还不错，毕竟我也曾采访过临刑前的变态杀人犯。

“众所周知，医生是个救死扶伤的神圣职业，但我杀过人，是一个日本军官。”宋医生平静地展开了她的回忆。

（此处视角转换，变为宋秋叶医生的第一人称口吻）

民国二十四年，我从日本鹿儿岛医学院毕业后，回到国内。两年后七七事变，为了报效国家，我担任了国民党军驻林州独立旅的军医。民国二十八年，林州被日军围困了，除了我所在的独立旅死守孤城，其他的国军部队早就溃散逃跑了，我们成了孤军。但那些战士们非常勇敢，至今我仍十分敬佩他们。经过一番艰苦而悲壮的战斗，整个独立旅只剩下15个身体完整的战士和10个伤病员，不到一个排。日本鬼子还是攻占了林州，把我们全都俘虏了，包括我所在的野战医院。当时我们医院除了我，还有一个男医生和三名护士。那位男医生叫王仁德，不幸在林州沦陷之前就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了。剩下我和那三名护士，她们叫李月英、张小娥和吴莹。我不怕死，可我很担心日本鬼子会对她们做禽兽不如的事，我果然不幸想对了。日军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支丧心病狂的野兽的军队。

十几个身体还完整的官兵，被他们送上了火车，运到不知哪里做苦力去了。那10个不能动的伤病员，被他们用军刀，一个一个地砍下了头，鲜血溅的满地都是。我们费尽心血才保住生命的那些国军伤病员啊，杀害他们却只是一瞬间！接下来我们四个女人的命运更加残酷。日本鬼子把我们的衣服都扯碎了，让我们赤身裸体。她们三个可怜的护士，惊恐地尖叫，我却已经麻木了，准备坦然地接受这残酷的命运。鬼子知道我是医生，先把我绑在柱子上，让我亲眼看着他们轮奸三位可怜的护士，以此来折磨我。等他们发泄完了兽欲，便是更加残酷的虐杀。他们用刺刀割下了李月英的两只乳房，把它们扔给军犬，然后一刀刺进了她的心脏；对张小娥，他们狞笑着，用刺刀捅进了她的阴道，划开了她的肚子，将她的小肠和子宫掏了出来，就那么将血淋淋的子宫，挑在滴着血的刺刀上；最悲惨的就是吴莹了，她被腰斩了，鬼子用武士刀将她拦腰劈成了两段，她那赤裸的上半截身躯，艰难地向我的脚边爬行着，鲜血和内脏拖了一地。鬼子们却在那里哈哈大笑。而我，当时什么也做不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吴莹看向我那哀伤，无助和绝望的眼神，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断气。当时我想，接下来就该是我面临这样残酷的命运了吧，乳房被他们割下来，内脏被挖出来，剩下的残破躯体，和三位姐妹一起，被他们吃掉。地狱就在人间，我闭上了眼睛，准备任凭他们来肆意破坏我的身体。但是我却听到一个有些熟悉的声音，把那些鬼子兵暂时喝止住了。

原来那个喝止这些鬼子的军官，叫福田一郎，是我在鹿儿岛医学院留学期间的学长，我们还一起加入了学校的围棋社，在一起下过棋。看来他也是受军国主义的洗脑，弃医从武了，那时候已经是个少佐。他向他的部下们解释道，他认识我，我是他的学妹和围棋社的朋友。我还懂日语，可以做些翻译什么的。我就这样幸运地被一群禽兽放过了。命运啊，怎么这么凑巧呢？假如这些鬼子的军官不是他，我早就和可怜的姐妹们一样惨死了。

接下来，福田一郎就是对我劝降了，让我投降就好了，还可以帮他们做些翻译什么的，他会照顾我。这怎么可能呢？我宁愿惨死，也绝不会向一群禽兽不如的东西投降，做汉奸。我是个中国人，也是个女人，我刚刚才看见他们残害我的同胞，我的姐妹。让我死，便死，如果让我活下来，我一定会进行残酷的复仇的。

福田学长看劝降我不成，摇摇头叹息一声，便放弃了。但他倒也不想就这么杀我，看在我还是他学妹的份上。他把我作为战俘，关进了监狱，想让我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动摇我的意志。他对我说，要我亲眼看着他们征服整个支那（注：支那是日本曾经对中国的蔑称），到那时候再来处置我。在被关押的几年间，我一直没有被他们强奸，也没有被拉去当慰安妇，就这么平平静静地被关着，和普通战俘一样。我想，这可能是福田学长交待的，他确实对我还存在一些照顾。但我绝不可能就因此而感谢他，复仇的火焰仍然在我的心里燃烧。我可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想啊，假如我不是他的学妹，我还能活下来吗？能避免被强奸吗？

接下来的几年，战况对日军越来越不利，对他们越不利，我就越高兴。但我明白一点，到了即将战败的最后关头，鬼子是一定会把所有战俘都处决的，我也不例外。但我或许真是命不该绝，又碰到了一件幸运的事。因为战况不利，福田学长的部队也被上级抽调走了，看守我所在的监狱的部队，换成了一队伪军。而伪军，你知道的，他们也是中国人，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把战争看作一件可以投机钻营的事，没几个真的愿意为鬼子死心塌地地殉葬的。这样一来，策反伪军就相对比较容易了。林州本地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就这么和几个伪军小头目接上了头，让他们明白鬼子也快完了。就这样，在民国三十四年，日本战败前夕，我和其他的狱友，被共产党地下组织和被策反投诚的伪军一起营救了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就留在了林州市医院当医生，但国共内战又爆发了，林州属于国统区。有一次，我竟然在医院的走廊上又遇到了那个恶魔——福田一郎。我们聊起天来。他既然没有战死，也没有作为战犯被关押起来，为什么也没有回日本呢？他向我解释道，原来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打内战，留用了一批原日军军官，作为他们的反共军事顾问。他就这样不仅没有受审，反而成了国民党当局的座上宾，也是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之一。而且他还说道，他在日本的亲人，都死于美军空军的轰炸（说实话，当时听到他的家人都死于美军轰炸，我不仅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感到十分高兴，这可能就是战争的残酷性带给我的心理变化吧），他也就不想回去了，所以干脆就留在中国，当国民党的军事顾问，仍然还能吃香的喝辣的。

就在这次医院偶遇后，他又几次想和我约会，他竟然还想追求我！他可真是脑子坏了。他说，他原本在日本的妻子孩子都死了，就想和我结婚。他说自己爱上了我。他也装出了一副惭愧的样子，为他的部队当时做出的一切暴行作狡辩。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的：他也不赞同那些暴行，但他控制不住他的下属。这个借口，和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日军部队的指挥官——松井石根的自我狡辩如出一辙。但我心里清楚地明白，这一切都是借口。他所在的部队犯下的暴行，怎么可能没有他的纵容呢？他还天真地以为，既然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就会原谅他以及他的战友以前的行为，甚至爱上他。但这对我来说怎么可能呢？我想再强调一遍，我没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他追求我的行为，反而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让我可以反杀他。对，我就是想杀了他，为我的姐妹，我的伤病员们报仇。那些已经死去的、被关押的、或者已经回到日本的鬼子兵，我杀不了，但我仍然可以杀了他！

于是，我也顺水推舟地假装接受了他的爱意，把他骗进了自己的家里，并且让他误以为我要和他发生性关系。我在水里下了蒙汗药，骗他说是催情药，诱使他喝下。等他昏迷后，我将赤身裸体的他，牢牢地捆在了床上，呈大字型，为了以防万一，我已经先将他的手筋、脚筋都挑断了，也拿毛巾堵上了他的嘴。然后，我先割下了他的生殖器，等他被痛醒后，我将他那肮脏的生殖器拿到他的眼前晃动，严厉地质问他，用这个东西糟蹋了多少我的女同胞。他那哀怨的眼神，使我愈发感到了复仇的快感。反正他也不能喊。接下来，我就像解剖尸体那样，熟练地从他的身上割下一片片的肉，让他体会凌迟的痛苦。等他身上的肉被割的差不多了，我再挖出他的眼睛，最后一刀剖开肚子，取出内脏，放在桌子上，一件一件地码好。至于他那还在微微跳动的心脏，则被我煮熟吃掉了。吃掉一个日本鬼子的心脏，令我感到十分满足。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我将他肢解了，和血糊糊的内脏一起，都放在一个大箱子里，绑上石头，沉入了小林河。我清洗干净家里的血迹，就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国民党当局因为一位日本顾问的失踪，展开了调查，也盘问过我，不过他们没有怀疑我。以国民党那腐败无能的水平，自然是很难调查出什么头绪来的。即使真的把我抓到了，我也没什么好怕的，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的法院会怎么审判我呢？日本鬼子有多么残酷我都见过了，我还会怕死吗？我想我会直接在法庭上反问国民党，为什么拿战犯来当军事顾问，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的。

那时候国民党正因为内战和经济崩溃的事而焦头烂额，对日本军事顾问的失踪的调查，也就不了了之了。很快，林州就迎来了解放军。我又幸运地躲过一劫了。哈，这就是我在临死前，所要告诉你的秘密。怎么样，记者同志，你对我的这段经历有什么看法呢？

（转回以记者为第一人称视角进行描述）

听了宋医生的描述，我感到不寒而栗，额头上冒出了冷汗。我感觉他对这位日军军官的虐杀有些不妥。于是我就这样对她说了：

“宋医生，我理解您的惨痛经历，也和您一样痛恨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我是您，我也会杀了那个福田。他也确实该死。但是，我不会像您这样残酷地虐杀，我会一刀或者一枪，痛痛快快地就把他送进地狱，了结他，而不会变态地折磨他。因为，我们所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们既然是正义的一方，就不能像敌人那样残酷，禽兽不如，我们也要讲革命的人道主义，而不能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您说对吧？”

“嗯，没错，从理智上讲，你说的很对。但你毕竟是个年轻的后辈，没有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如果你也生活在当时，亲眼见证了种种残酷的景象，或许想法就会不一样了。”宋医生十分平静地对我说。

对，我也很明白，这可能就叫战争创伤综合症吧。

宋医生也果然不愧是个名医，就在那次采访后一个月，她真的按照自己的预言那样，准时地逝世了。我们全林州市人民都感到万分悲痛，许多人为她送行。

不管怎样，即使宋医生曾经杀过人，杀过一个日本军官，但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她的一生，总的来看，也是较为圆满的，受人尊敬的，也得到了某些好运气的眷顾，虽然也曾历经艰险。对于对她的这篇采访，我后来做了一些模糊处理再发表，只是说她杀过日本人（而且是在战后，抗战结束以后，而不是在战时），为了替自己的被日军所残害的同胞们复仇，而没有说她是怎么虐杀的，怎么不符合人道主义。这让某些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小粉红反而愈发仰慕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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