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5日，波兰，罗兹市，距莫斯科1273公里，距柏林421公里。

阿尔贝特·施耐德贪婪而小心翼翼地呼吸着雨后的清新空气。长久的衰弱让他的呼吸道脆弱而敏感，有时候仅仅是呼吸都会给这个瘦弱的男孩带来细碎但绵长且难耐的痛苦。

但是阿尔贝特·施耐德并不在乎这个，至少现在不在乎。

对于这个16岁的小少年来说，罗兹是一个充斥着噩梦和痛苦记忆的灰褐色画卷，波兰人的辱骂和殴打掀开序幕，充斥着染料气味、从早到晚轰隆不停的工厂构成它的主体，党卫军、保安警察平静而扭曲的脸庞点缀其中。随后，大脑机能的退化把罗兹整个糅杂成一团难以辨认的黑色线条。

下雨的时候不一样，细密的雨珠在他的脸庞上流淌，这总会让他回想起波美拉尼亚的家乡，想起那条奔涌不息的奥得河。祖国会改变，人也会改变，只有这里的雨水是和以前一样的，和故乡的雨一样纯净且美好。

夏日的雨来去匆匆，只留下新鲜的空气和稀薄的彩虹作为回响。阿尔贝特留恋它们，留恋这些能够从自己业已迟钝的脑海中唤醒彩色记忆的事物。

突然而至的推搡让少年一个趔趄，虚弱的身体并不能帮他保持平衡。坐在地上的少年有些茫然地抬起头，仰视着上方那个衣冠楚楚、人高马大的保安警察。

犹太警察对于他的迟钝反应相当不耐烦—尽管犹太人隔离区内的所有人几乎都是这样。他皱着眉头咕哝了几句，同时用木棍戳了戳犹太少年那被泥水沾湿的衣服。但是阿尔贝特仍然保持了那种迷茫的表情和僵硬的坐姿—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德国人，对于波兰语几乎一窍不通。

隔离区要求人们放弃自己曾经的所有习惯，并采用牲畜的兽性去活动，以此来维护它那奇怪但严谨的管理制度。各种各样的语言在这里交汇，但管理者们却理所当然地用自己的语言去发号施令，仿佛他们的命令一定会被服从一样。但若是低贱的牲畜对待主人的命令反应迟缓，他们就会换另外一种更加明确的信号来招呼这些牛马。

警官用尽全身力气般高声怒吼着，重复一遍他的命令，然后满意地看到了瘫在地上的少年惊慌失措、竭力想要站起的动作。但是作为二等公民而奴役他人的感觉过于美妙，又或者少年的迟缓极大地耽搁了他的工作，犹太警察挥舞起了他那在罗兹堪称强大的武器，每一击都会让地面上那具精疲力竭的身躯爆发出离水之鱼一般的垂死挣扎。黑褐色的衣服碎片飘落在黑褐色的泥土上，木棍像犁一般把它们和暗红色的血液混合在一起，为植物的生长提供更多的养分。

蠢货在隔离区是活不下去的。罗兹的犹太人一天只能得到800卡热量的食物，繁重的劳动后有时还得不到润湿嘴唇的饮水，这些四肢浮肿、嘴唇干裂的人都早已学会了集中营的生活原则：第一是考虑“我”，第二是考虑“我”，第三是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遭受毒打的少年周围是更多瑟瑟发抖、神色麻木的可怜人所组成的队列，而同伴之间的壁垒比保安警察的木棍要坚硬的多，他们无能为力且不为所动，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自身的存活上。

幸而，[[rb:利茨曼恩市 > 1939年罗兹被征服后的新名字]]这些可悲的野兽们有着一位伟大的僭主，隔离区主席兰科斯基先生爱戴他的子民，甚至能为这些帝国的叛徒 向盖世太保据理力争。这位慈悲的先生坚信自己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救星。即便阿尔贝特·施耐德是一个叛徒的儿子，影响第三帝国伟大征服的可耻败类，在兰科斯基先生的领域里仍然有他的位置。作为领袖的忠犬，这位保安警察最终悻悻地收手，命令身侧的两个囚徒把受害者拖到角落去，以免影响今天的工作。

对苏作战的巴巴罗萨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着，现在德国人对兰科斯基先生的微型王国还抱有一定的耐心，因为他们需要隔离区内精疲力竭的人们所生产的布匹和衣物。因此，为了犹太民族长久延续而殚精竭虑的兰科斯基先生将会继续严厉而仁慈地鞭策他的同胞。

阿尔贝特也许只有30㎏，但这个重量对于被繁重工作压垮的人们来说已是重若千钧。两个可怜人将一个可怜人气喘吁吁地扔在墙角，然后在保安警察把脸上的肌肉挤在一起之前赶回去。

利茨曼恩市，今日无事，一切均在正轨。

“上帝保佑的敬爱主席，我们伟大的救世主，受德意志帝国庇护的隔离区元老查伊姆·兰科斯基先生用他那坚定而有力的双手为我们建立起一座安定的家园……他仁慈而公正的领导为我们带来和平与秩序……任何一个犹太人，只有抱有对主席的爱戴之心，一定会分到更多、更多的面包……”

下工人群投来的那些怀疑、惊讶、狂热、麻木的视线其实是无法触及他们的领袖的，几十名体格迥异的保安警察已经将兰科斯基的马车围得密不透风，况且马车周围还挤满了拿着十字架的神职人员和吟游诗人。不过，营养不良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人们的思考能力和他们对外界的应激反应，往往只有“面包”之类的单词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党卫军和他们不同。这些第三帝国的军人待遇良好，充足的营养让他们体格健壮，精力充沛；他们双眼明亮有神，头发光滑柔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职业荣誉感，再加上普鲁士军队一贯的严格训练，每个人都站姿挺拔，军容仪整。鲜明的对比完美地突出了雅利安民族的优越性。

“真是一帮低贱的劣等民族。”望着隔离区小国王的队伍消失在街道尽头，穆勒不屑地评价着，“这个小丑好像是把他自己都欺骗了，他真的当自己是什么大人物。”顿了一下，穆勒转而嘲笑隔离区内的其他人：“这里可能有2万个犹太人，或者3万？但是我们只需要从他们中间挑出200个人当保安警察，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戴上六芒星，顺从这个什么也不是的老骗子。”

“他们现在还有利用价值，不是吗。”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莫斯菲尔德淡淡地回应他的同事。“兰科斯基可以替我们管理这些低等的生物，”在他指向的位置，一群犹太人惊慌地四处奔散，“而这些犹太人，只需要很少一点栗子面包就可以为帝国生产大量的布料。暂时还不到处理他们的时候。”

两名德国军官沉默地注视着隔离区的工作。实际上他们什么都不需要说，什么都不用做，仅仅是站在那里就是一种严厉的督促了。随着4月份希腊战役结束，大批逃难到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犹太人也落入第三帝国的掌控之中，他们立刻被严密封闭着的车厢送往遍布德国和波兰的各个集中营，利茨曼恩市的犹太人隔离区也因此繁忙起来。

长途跋涉而来的人们在车厢上得不到什么粮食和饮水，也没有厕所供应给他们—德国人是严谨的民族，运输牲畜的原则就是最大化的效率，而牲畜需要什么厕所呢？可惜的是，这些又渴又饿、甚至被内急逼红了脸的人们不可能有什么喘息的机会，保安警察们作为特权阶级只关心自己的宝贵的假期，他们烦透了一列列呼啸而来的火车送来的货物。

“所有人分成两列！”从车站来的卡车一到，保安警察立刻上前大声发布命令。“老人和孩子站在左边，身体健康的站在右边。”

人群起了小小的骚动—这个警察也许是法籍犹太人，他们自然听不懂法语。

“他妈的，你们这帮又丑又懒的猪倌！”权威遭到藐视的警察勃然大怒，他冲到人群最前的男人面前，挥舞起德国人赐给他的木棍就是一棒—虽然平时用怒吼和手势就足以驱使新来的囚犯，但是可敬的警察今天要在党卫军主子面前好好表现一把，来表示他没有辜负德国人花的薪水。可惜，这次送来的犯人里面似乎还有不少俘虏。那名挨了一棍的希腊人不甘示弱，挥舞起拳头对着警察的脸就是一记重击，一下就把他打得眼冒金星。一时间整个队伍都尖叫着吵闹起来。

警察代表着秩序，警察和秩序的威严都是不容冒犯的。顿时周围四五个保安警察都像被针扎了屁股一样蹦起来，赶过去协助他们的同伴。

德国人一开始还饶有兴致地观看这场犹太人间的战斗，但很快一边倒的搏斗进程就让他们失去了兴趣。穆勒扭过来准备和好友讨论一下新晋女星格雷塔的新歌，却发现莫斯菲尔德已经朝工厂方向走出很远的一段距离。

“看起来像是进入隔离区不超过两周的小孩，”穆勒的视线越过蹲在地上的莫斯菲尔德，他继续观察了一番地上昏迷不醒的少年，评价道，“骨骼似乎没有形变，后续治疗不会太困难。”但他又嗤笑一声，“不过是个犹太人……”

作为一个合格的党卫军军官，穆勒显然认为子弹比药品更适合应用于眼前这个受了伤的犹太人身上。他毫不犹豫地从枪套里抽出自己的手枪。

但是莫斯菲尔德似乎有不一样的想法。他伸出左手轻轻按压在好友的右臂上，阻止对方将枪口对准犹太少年的动作：“别急，穆勒，”他沉吟着组织了一番自己的语言，“元首提出的人种学是划时代的理论，我觉得这个犹太人可以成为雅利安民族高贵血统的一个例证。”

他的同事有些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听起来确实像是柏林大学的高材生提出的点子。”

穆勒同样蹲下来，将犹太人的脸偏转到他的方向，打量了一会儿。他转而注视着莫斯菲尔德的眼睛：“不过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你知道，一直有一些奇怪的传言……关于你的。我的朋友，你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莫斯菲尔德用他那深灰色的眸子坦然地回应穆勒的凝视。“穆勒，我可以凭借自己对元首的忠诚起誓，你所听说的那些流言毫无根据。”

他的副手站起身来，结束了对莫斯菲尔德的观察，拿出手绢仔细地擦拭双手：“你说得对，我不应该对一名勇敢的德国军人抱有怀疑。向您道歉，长官。”

阿尔贝特·施耐德被一脚踹醒的瞬间，党卫军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黑色制服就映入了他的眼帘。犹太少年掩饰不住的恐惧表情和他不顾伤痛竭力蜷缩身体的动作让莫斯菲尔德十分满意。他确实有着一个阴暗的想法，并且需要一个被恐惧剥夺了反抗能力的男孩的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被集中营折磨成行尸走肉的家伙符合要求—那种僵化的机器更适合去焚尸炉。

“站起来—跟我走。”隔离区的行政管理是如此的有效，它让这里的每个犹太人都知道严格、一丝不苟地执行命令，这一点让莫斯菲尔德非常满意，这节省了他不少功夫。

离开工厂的路上难免要跟方才混乱的队伍碰面。中队长注意到那些保安警察还在骂骂咧咧地殴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希腊人，因此整个进入工厂的秩序还保持在杂乱无章的状态。

德国人立刻采取了行动：他快步上前，拔出手枪对着希腊人的胸口和头部各开一枪，紧接着又一枪把叫骂声最高的那名警察的胳膊打了个对穿—这种行为在隔离区是很常见的，但新来的囚犯们还没有适应隔离区的秩序；所以德国人不得不浪费两颗子弹，打死了被吓坏而高声尖叫的一对母子。

三具新鲜的尸体躺在冰冷的地板上汩汩流血，残酷的现实最终帮助新来的囚犯们认清自己的处境，包括保安警察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德国人冷酷的眼神中低下头来。

出手稳定“劳工”队伍秩序后，两名德国军官带着那个噤若寒蝉的犹太少年扬长而去。而战战兢兢的保安警察们在德国人走远后忙不迭地加快自己的动作，以免像自己倒霉的同事那样再挨一枪。今天到来的这批囚犯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享受到了德国人的亲身教导，并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生活中迅速适应自己的身份，虚心向隔离区内的前辈们学习，从而更好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如何在不犯致命错误的前提下，取得更多的衣服、食物和饮水。

保安警察们对此心情矛盾：如果囚犯们学习速度飞快，导致死亡率下降，他们就不用频繁地在花名册上涂去或添加名字；相应的，囚犯们死亡率高的话，保安警察就可以从源源不断送往隔离区的新人手上搜刮到更多的财富—虽然这些犹太人或者政治犯在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已经被掏空过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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