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宁、锦战役中使用的西洋大炮，得力于徐光启“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明史列传１３９》），经由熟谙西方技术的徐光启穿针引线，由李之藻等人具体运作而引进。金庸先生在《袁崇焕评传》中提及，“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

　　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曾自一艘在澳门附近搁浅的英国船上获大炮十二尊，决定全部卖给中国。天启元年十二月，首批四门大炮运抵京师时，因侍卫之盛，民众夹道而观，欲一睹丰采。后来有一门炮在试验中炸坏了，剩余的十一门全部发往山海关，供孙承宗调遣，孙又调到了关外。据周峥先生考证，“这种红衣大炮属当时最新改造的英国加农炮，为前装滑膛炮，管长３米，口径１３２５毫米，炮管长度为口径２４倍。炮身铸有六道箍，火门位于炮管后部，尾盖形如覆盂，尾部顶端有球珠，炮管中部两侧各铸炮耳一，以便安放用架之上，炮身铸有盾形框徽，框中微号下为三艘四桅风帆艇，上有两顶上冠及两只雄狮。据此知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之物，该炮弹低伸，命中率高，射程远，杀伤力极大，可调整发射角，且性能安全，为当时欧洲击杀密集进攻最锐利的大炮，其先进程度比之佛郎机炮实难以估计其倍数。”（见《明清边政与治乱》）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帅大军十三万围攻宁远，而袁崇焕守军仅一万二千人，辽东经略高第则全军据守山海关，龟缩不敢来救。但宁远城将士同心，“崇焕更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城下，双方血战三日，“明日，大军进攻，载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焕令闽卒罗立，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明日，再攻，复被却，围遂解。”（《明史列传１４７》）这一仗下来，清军在宁远军民的英勇抗击和新型火炮的威力下不仅损失惨重，努尔哈赤本人亦被炮火击中，身受重伤，到八月即不治身亡。宁远大捷“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

　　天启七年，皇太极为报父败之耻，亲率大军再次围攻锦州、宁远。“五月，大清兵围锦州，（赵）率教与中官纪用、副将左辅、朱梅等婴城固守。发大炮，颇多击伤。相持二十四日，围始解”（《明史列传１５９》）。锦州不下，皇太极又退攻宁远。五月二十八日午时抵宁远东北山下扎营，“明总兵满桂之兵及密云兵宁远城东二里，列阵于南，沿城环列枪炮。”皇太极欲攻城，三大贝勒知火炮历害，“皆以距城近，不宜攻。”皇太极怒曰：“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乃亲自指挥进攻，“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而桂、世禄、大寿大战城外”，据有关记载，连皇太极的大营都被炮火击毁。清军又“值天溽暑，士卒死伤甚众。”（《清史稿本纪二》），到六月五日，皇太极被迫撤退。时隔宁远大捷一年另四个月，袁崇焕再度取得宁、锦防卫战的大捷。

　　当时，因战事不利，传统火器又存在质量问题，镇守辽东的明军将领大都认为火器不得力，不如刀枪便利，纵有大量火器而不能善用。袁崇焕不墨守旧规，设炮台，筑边城，果断使用先进的西洋红衣大炮为重点武器，从而力抵外侮，重创来犯之敌，令辽东边防军事格局为之一振。大炮的使用虽然历史已久，但多以威慑为目的，虽也有一定杀伤力，不起决定性的主导作用，胜负靠的是短兵相接的肉搏。以炮火强大的火力和杀伤力作为战争中攻防的基本和决定胜负最主要的力量，袁崇焕似为首倡。当然，这里面也有局势所迫而不得已的原因，如他本人上书所言：“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明史列传１４７》）

　　满清受此打击，亦有所觉，慢慢开始效仿，从此以后，于中国战争历史上，大炮遂成为战场占主导地位的攻防武器。这一点不用多说，只看《康熙大帝》这部电视剧就可以得知。作为中国军事史上为此创举的第一人，袁崇焕实在功不可没。

　　明人自制的火枪好像不行，但把明清对抗完全归于明自制火枪不力是不公平的。永历朝明人都成了基督徒，又得益于葡萄牙人提供的火枪，军队装备大大西化，一改弘光朝以前以火炮为主的状况，在西南战场上，“北兵用弓矢，南兵用枪炮”（北兵也不是满洲人，而是威震天下的关宁铁骑）但南人丝毫不占上风。后来郑成功进犯台湾，陆军装备也是铁甲弓矢，同样击败荷兰人。（明末军阀各自为战，互不相连，郑军主要海军，陆上军队主要为铁骑。但永历朝廷则不同，当时葡萄牙为西班牙合并，在澳葡人拒不效忠腓力二世，于是全心附明，崇祯朝的火炮、永历朝的火枪，都是葡萄牙提供的，葡萄牙人甚至直接参战，抗击清兵）可见当时火器对铁骑并无优势。（马木留克骑兵当时对欧洲人还是有威慑力的，就是明证）事实上，当时明人并非一味追求火器，关宁铁骑是明代最厉害的军队，就是以骑兵为主。现在一些愤青拼命夸大事实，并认为明军大量装备火器理应击败满洲铁骑是不正确的（直道１８世纪英国人面对恐怖的阿富汗的骑兵还是十分畏惧的，甚至１９世纪僧格林沁的骑兵也让英法联军敬畏三分，要求明军一定要必胜清兵，难道不是太不公平了吗？）。

　　清代初年和日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火器装备，但没有理论科学技术基础，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日本很快衰弱，清代也一样，他们不重视真正理论的东西，只是简单把西洋文物拿来（至今我们还是这样），康熙喜欢科学技术，但仅喜欢技术，对原理不求甚解，终有清一代均如此。这样他们即时不闭关，一样会弱后与世界。不过清季渐衰不止如此。清人弓马立国，并不重视火器（在当时这并不无理，马木留克也是如此，俄国的哥萨克骑兵也十分厉害）清初火器的广泛使用，很大是因为清军主力都是降清的明军劲旅。三藩反正被平定后，清人即开始走下坡，康熙的木兰围场就没有火器的分。（事实上也用不着，噶尔丹、和卓木似乎也不需火器就能平定）以致清末英人犯阙，清军用的竟是三百年前明清对抗时的火炮。这就不是科学技术上的问题了。而且，明人十分喜好古希腊科学，士大夫甚至痴迷之。这一点我也奇怪，好像在科学发挥她应有的威力前就重视甚至痴迷之的也只有１２世纪的欧洲人和１６世纪的明人。（奇怪的是，清人对待她就成了“淫巧”，甚至在今天，我们都还是以“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的功利思想来学的，比较明人的自发学习，我们难道无愧？）而当时西欧也不过才开始文艺复兴，中西相差并不远。简单认定明人必将因为技术不足而使国力下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明代确实拥有开花弹。开花弹——这是爆炸性弹丸的别称，内部装有火药，因其炸开时弹片四射，犹如花朵绽放而得名。中国自南宋未期就出现了铁壳开花弹，其改进型曾被元军用于征讨日本之役。炮射开花弹在明代中后期得到广泛应用，如宁锦大捷，就是使用这种炮弹的成功范例。

　　和佛郎机炮不同，明军的开花炮弹是自己研制的，公元１４８８一１５０５年，明人在传统爆炸性火器的基础上发明了被称为“毒火飞炮”、“击贼神击石榴炮”等早期爆炸弹，这一时间不晚于西方同期出现的开花弹，而且毒火飞炮还是化学弹头，“内置砒霜、毒药，落地后爆炸，药物和铁壳碎片同时杀伤敌军。”其威力堪称当世独步，石榴炮是常规弹头，“形如石榴，碗口大小，内置火药，配以特制慢燃火种，抛至敌阵，受震而爆。”这些显然都属于开花弹。

　　东西方的开花弹有明显区别：西方开花弹是在铸铁弹体上开一个口，以木制的信管塞住，在信管内装上缓燃火药来引爆；而明代的开花弹则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台面中间有一圆型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来引爆，设计比信管型尤为科学，其实无论“信管”还是“药捻‘”，都属于时间引信，是现代炮弹引信的始祖，这也证明了东西方是各自独立研制出开花弹的。考古发现也证实这一点，简单认为中国没有开花弹是没道理的。

　　明代的开花弹到清代是否失传？一种说法是失传了，由于清代“重骑射，轻火器”，明代屡建奇功的开花弹，到了鸦片战争时在中国已经无人知晓了，以至于李鸿章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引进西式开花弹。后来左宗棠在新疆平叛时，从一处明代古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

　　另一种说法是没失传，开花弹流的确传到了清代，只不过性能差了点，依据是《清代文献通考》记载，康熙年间“威远大将军”炮能发射重达三十斤的空心爆炸弹；这种炮重三百斤左右，身管极短，射程较近，估计是明代“飞云霹雳炮”的发展型。不过就算没失传，和西方、乃至和明朝中后期相比也是落后了，不适应实战了，其重要表现就是射程上的差距和引信类型上的不同，鸦片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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