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一代，是中国火器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明军在与后金的战争及其后的清军战争中不断发展火器性能，双方战争中火器力量对比，直接决定了军事力量的对比。清军在与明军的战斗中学的火器技术对其后的统一全国战争具有重大影响。在明与后金战争初期，明军尚能利用火器的优势，在守城战中获得胜利，如宁远大捷。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率军13万西渡辽河，意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逝攻下宁远。但此时守城的袁崇焕已经准备完毕，把包括11门红夷大炮在内的12门大炮安于城墙上。次日凌晨，后金军在牌车、后盾的掩护下开始猛攻城西南角。明军利用城上的西洋大炮发炮猛轰。迫使后金军转攻南门，“城上铳炮齐发，每用西洋炮，则牌车如拉朽。”当他们接近城墙时，又遭到城东南和西南两角铳炮的交叉射击，死伤惨重。双方激战三日，后金军在火炮的轰击下，伤亡1.7万余人，攻城器械尽废。努尔哈赤见伤亡惨重，久攻不下，便撤回沈阳。史家称为“宁远大捷”。

　　后金，是女真族于16世纪末逐步征服、兼并附近各氏族部落而发展起来的，“先是未备火器”，以骑射为主，刀矛弓矢“为行军之要器”。由于在与明军的对抗中多次由于火炮而遭受损失，因此深知火器的重要。于是，将缴获明军的大批火器装备军队，作战中大量使用火器。特别是原明将孔有德、耿仲明部降后金和大凌河、于子章台的失陷，使明政府自天启年以来购买和仿制的西洋火炮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丧失了火器的优势，严重削弱了明军的防御能力。自崇祯年间，后金攻城无不使用火炮。清入主中原后的一系列战争中，无论是在统一全国、戡定三藩的叛乱中，清军都大规模的使用火器。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军火器的使用，无论是战术原则，还是火器技术都未超出明军的高度。

　　三

　　虽然明朝军队装备了大量的火器，并发展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但是由于封建体制的束缚，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明军还存有很多问题。

　　明朝军队装备的火器数量和质量，都还未发展到完全冲出冷兵器时代。火器的运用，毕竟还有不少缺陷，正如明人刘焘在论及火器实战得失时所云:“火器之为利也，迅如雷霆疚知闪电，利莫利焉者也，然必须有火线、火绳、火袋、锤屑、炮子诸器俱备，而后所长得逞。或者天时之阴雨，风气之拂逆，徒有负载之劳，俱置于无用之地，则钝莫钝焉者也。五百步之外，固可以伤人，使敌入百步之内，则点火不及，当人马纵横之时，则开放不便。”所以

　　明代所以当时的火器部队临阵，如果没有步骑兵的配合与保护，还不足以稳操胜算。

　　队战术思想严重僵化阻碍了军队的发展。明朝军队虽然装备了当时最好的武器装备，但在历次对外，对内战争中却败多，胜少，原因何在？其中固然有卫所制度的腐败，国家财政崩溃等宏观问题，但是军队的战术思想严重僵化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明初朱棣提出了“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火器作战原则后，成为明军一条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由于当时火器技术的落后，在火铳发射后有一个延时的再填装时间，蒙古，后金军队往往利用这一时间采用轻骑冲击的战术，明军往往大败。

　　将领素质的低下阻碍了火器威力的发挥。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战斗队行疏散，战地范围扩大，战斗指挥方式相应地起了根本的变化。冷兵器战斗要求于战斗指挥员的是亲自领导所属军队向敌人冲杀，而一次战斗的胜败，也往往直接决定于这种兵对兵、将对将的搏斗。但是自从火器大量应用于战斗，其杀伤力十百倍与往昔，而日益增多的不同火器，其性能和用途又各有不同，如何组织运用这些威力去争取胜利，就成为指挥员的重要职责。因此，指挥员已经不是亲自杀敌，而是要冷静的判断情况，不断地适应情况变化，正确定下决心，及时组织自己的力量，投入有利方向去夺取胜利。也就是说，谁能有效组织火器的运用，谁就能取得胜利。但明朝将领除了戚继光，余大猷，孙承宗，袁崇焕等极个别将领外，大多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尽管如此，明朝军队装备火器及其运用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值得自豪的篇章，因为从其制造技术、装备和使用规模的情况来看，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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