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希冀逃离城市】

对于柯布西耶主义的革新，最早可以追溯到制定于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在马丘比丘山上的古文化遗址前，多位世界顶级设计师以《雅典宪章》为出发点各抒己见，批驳了席卷世界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浪潮，重新制定了新的现代城市规划标准。这份以宪章为底的行业标准批评了现代主义中对城市空间的连续性要求，反对将私人汽车看作现代交通的基本出发点，并强调城市规划应考量动态的、变化的多功能性。近代建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纯体积的视觉表演，而是创造人脉能够生活的空间。要强调的已不再是外壳而是内容，不再是孤立的建立，不是它有多美、多讲究，而是城市组织结构内在的连续性。目标应当是把那些失掉了它们的互相依赖性和互相连续性，并且已失去其活力和涵义的组成部分重新统一起来。该宪章最终指出，新的城市化概念追求的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

然而，这份如雷贯耳的宣告并未在那个苏和东国家如日中天、“光辉城市”大行其道的七十年代末大放异彩，在某些宏大而沉重的集体主义功能的压制下，每一座因人类活动而繁华的城市都背负了太多的功能与期望，无论它位于东方还是西方。在东方，修正为帝国主义的新兴国家需要通过强有力的人文向世界证明其举世无双，而在西方，相对弱势的地位使政客无暇顾及本国居民的生存状态，不断忽视被强加的包容性蚕食了本就不宽裕的商业领土。在南美和非洲的第三世界，林立的政权好大喜功，不断将首都和军事重镇修设成表面富强的光辉城市景观，不断地委身柯布西耶理论的牺牲品。

柯布西耶是一个历史罪人，其提出的“光辉城市”规划理念是一座乌托邦之城，必须在高度集权国家才能实施，也是在现代建设科幻城市的唯一图景，它排斥私有，反对个性，所有建筑整齐划一，服从于整体性设计。其内聚式的城市形态，底层架空为大面积的城市景观公园，用室内街道取代室外街道，用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给系统取代遍布整个城市的私有市场和个体经营，力图实现完整全面的社会再组织。他坚定地相信通过这样的城市设计，私有经济和投机行为可以得到遏制，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更新阻力可以大大降低，想象中的那座乌托邦之城可以以更快的速度降临人世。他的理论被最先实现集权社会的苏联借了去，从而随着苏联的征服传播到了世界各地。清华大学资深教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彭培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当时学苏联建的‘超级街区’一般标准是500米×500米，这对城市交通的影响是比较大。欧美街区相对来说比较小，一般不超过120米×60米。如果再大，造成堵车现象就在所难免。考虑到疏散功能，台湾地区的街区标准最大是40米×120米，主要是德国人负责做的街区规划设计。”受前苏联城市规划思想和邻里单元理论的影响，我国的土地开发一度追求宽马路围成的大街区，城市道路规划建设集中在主、次干道的建设，忽视城市支路建设，导致城市道路等级的级配失衡。中国现在的各种城市新区，基本都是柯布西耶-苏联式的。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也是一座“光辉城市”，几十年过去了，宏大的巴西利亚依然是一座鬼城，而前首都里约则依然充满烟火气。

五十年代，“宽马路，疏路网”的光辉城市理论在西方受到无情批判，新城市主义理论横空出世，带来的是前帝国主义时代的街区化浪潮的卷土重来——注意，是卷土重来，不是横空出世。世界上资本渗透率最高的城市基本都在美国，而美国城市的形成是欧洲殖民者定向城市规划的结果，在其城市发展中，最重要的是容积率和由此得到的资本回报率。细网格密路网的结构简单明了，有利于地块的划分与出售，易于提升店铺经济水平，商铺的租金回报率得以增高，是相当有效率的规划模式。城市首先是为人服务的，不是为私人汽车服务的，把七成空间留给三成开车的人，让普通行人忍受车辆带来的噪音、尾气和安全风险狼狈地过马路，或者在为汽车规划的道路上骑车和不行，这样的城市规划是不平等、不合理的。行人喜欢的是尺度适宜、窄马路、密路网的小型街区，人们天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将目标限制在足够大且直观的目标上，虽然人眼的目视范围大，但是能够引起其注意力的只有周边的几个小角度，于是规划本应将城市的纹理和脉络贴近行人，而非强行拉开退界，让不具备纹理的天空占据行人视野的大部。“宽街无闹市”，宽马路下，路边的实体店铺很难生存，在这样的循环中，城市道路失去了繁华的烟火气。

到了九十年代，新城市主义兴起，而“紧凑、混合、多元”成为了新的城市规划语言，强调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的紧凑社区，取代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提出的城市街区尺度应控制在长600英尺、周长1800英尺的范围内，而街区内部需要对城市功能进行充分混合，形成一个个具有多元功能的城市结构单元，回归以人为本的初衷。在交通方式上，新城市主义倡导道路交通和步行的结合，形成“小街坊，密路”，缩小街道宽度，改善街道界面，塑造尺度宜人、不设围墙、富有活力的街道。这种新的街区化设计，把地块拆小，有效降低了开发难度，使城市的微观单元建设更灵活；路网绵密，街道变窄，慢行系统得到有效发展，进一步降低了汽车的使用频次；地块进深控制在20-30米，几乎没有不临街的房子，促成了浓郁的生活和商业气息。我们常常说有些城市舒适惬意，有些城市冷峻疏离，其实就在于此。城市街道可以长，街段必须短，多路口，有拐角，不能有死胡同；热闹的人流、便利的设施远远比那些大块头的地标建筑实用，街道需要容纳市民互动的视线，更要拥有让孩童嬉戏玩耍的空间，以及足够养眼的绿化，和分配给更灵活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多样性的保留地。街区制着眼激发经济体系终端的创造力，虽然收益的是商业地产，但是有效带动了就业和消费，比单纯的楼市狂欢更加健康。

这是现代城市规划的返璞归真之旅。出生在街区化的西方城市的人们不会知道的，在他们抱怨的单元化的户籍管理系统无法在大疫之年进行有效的人口管理之前，曾有过一个属于平地高楼和大型社区的时代。他们在后现代浪潮中所追寻的正是已经被商业实践证伪的禁地，而在大洋彼岸，那些与他们一样向往秩序的乡民与商人的精明共同选择，让再城市化浪潮中的青年旅社式公寓得以复兴，loft与独窗独户的复式见证的是又一波整体主义浪潮的卷土重来，这股风潮甚至在十多年后，在我们终于开始推进新建城市的小街区化后，开始成为内地新购房者装修的另一般风流。

被泡沫腾飞利欲熏心的地产商人重现了雅典时代的高楼林立，以天通苑、花果园、宏立城为代表的巨型垂直社区取代了乡土社会的水平分布，用宽阔的大街推平了市民在上百年口口相传中确立的经济纹理，用无边无际的退线让一片片繁华的闹市沦为鬼城，用一团乱麻的公共交通养成了这一带足不出户的品性，用孑然矗立的地标建筑吞噬了本应振奋经济活力的巨额财政，用强行划分的区域边界割裂了质朴时期结成的地域联系，无穷无尽的不划重点的迁改和修补维系着漏洞百出、每下愈况的城市人文地理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从城镇化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有无数人希冀于一个怡然自得的乡土社会，这就是为什么桃花源记可以在被中学教材传唱十多年后，在各种新消费新文化传媒上百花齐放。人们希望逃离的城市，是建筑的城市，是景观的城市，是光鲜亮丽的城市，是展现系统和更高层意志的城市，而这种城市，不属于人民，不属于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贫富，无论贵贱，这些城市在建设之初，就是一座雕塑，它不属于人，它不服务于人，它仅仅是一座城罢了。

而这，又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规划吗？

或许，我们已经或然地做出了不得当的选择，并已贯彻许久了吧。

那些源于根本性的擦肩而过的，有些易于发现的，可以迅速追回，而有些只能追悔莫及。那些追悔莫及的，那些意识到但因其盘根错节，而失去了更正的机会的，在那已经变灰许久的开关按钮后面，一定埋葬着无数痛恨和哭泣的回忆杀吧？

写到这里，我抬头望向窗外，在这间名为“薄荷”的咖啡厅之下，在氤氲着香气的方寸之室外面，在延展在丛立的承重柱支撑的城市甲板尽头，我看到一座名为集安的崭新宏图正徐徐展开。在卫星俯瞰图上，它如同一座桥梁连接着北区与龙岗区的平缓起伏，正朝向深不可测的灰绿内陆生长出细若游丝的框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次修复区域规划失误的历史性尝试，也是实现前所未有的飞黄腾达的全新机遇。感恩，为了眼下这座充盈着澎湃活力的集安城，也为了所有擦肩而过，而幸可追回的过往，那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愿每个灾难性的瞬间，都重铸成最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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