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回忆录】

　　作者：南部十四

　　　　　　　　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发于ＳｅｘＩ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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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可算作《文革时的乱与虐》的辅助读物，原本是想氢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纪实文学的，但在写作过程中仍旧加进了一些虚构成份，故仍应当做小说看。

　　但此文与《文革时的乱与虐》不同，说它有虚构，只是文中的一个角色可能有多个原形而已，即使文中的「我」，原形亦不仅仅是我，但此文最大的不同是它没有夸张，文中记录的每一个故事（对话除外）都是真的，有的是我的亲身遭遇，有的是我亲眼目睹。

　　全文共五部分，欢迎喜欢文革作品者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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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五类回忆录

　　　　　　　　　　　　　　　（前引）

　　我出生时，父亲三十一岁，母亲却还不满十八岁。这样的年龄做妈妈在今天看来很是稀奇，但在五十年代却是司空见惯。

　　不司空见惯的也是不能被接受被原谅的，到是父母那样悬殊的年龄与母亲第三者插足而导致的父亲的离婚。

　　就象那个年代的许多先例一样，父母的结合仍然是世俗所不接受不允许的。父亲早在读大学之前，在老家农村便已结婚，大学毕业后留在天津城里教书，我的两个姐姐则随她们的妈妈在河北农村生活。后来爸爸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妈妈走进了爸爸的生活。在当时，社会道德对此严重不许。为阻挠父亲与前妻离婚，爷爷曾以自杀相逼，后又与父亲断绝关系。父亲曾很矛盾，很痛苦，但仍然与妈妈结合了。结合后六个月，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我之前，爸爸与前妻曾生育过二男二女，但两个哥哥均未活到满月便夭折。做为第一个活下来的孙儿，我本来应该得到爷爷的疼爱，但即使爷爷那么地期盼孙子，却因父母的婚姻之事也拒不接受我这个孙子。在我一岁大时，父母曾带我回老家，但爷爷却无论如何不让我们进门。可见父母在那个年代的结合给身在农村的爷爷与其他家人脸面上的打击有多大了。

　　灾难终于降临了。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的关系，同为教师的父母被打成反革命。大概在中共九大前后，父母带着我被遣返回到了父亲的老家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于是，接连不断的批斗开始降临到我们一家三口的头上。

　　最残酷的批斗应该是在九大前后，不过那时我还小，没能被斗，只是已经记事，成天看到父母及其他四类分子们被五花大绑着游街，心灵深处便打上了一层深深的阴影。

　（一）

　　首先宣告，我和妈妈并没有《乱与虐》小说中写的那样有过乱伦，那不过是小说罢了，尽管我在手淫时的性幻想主要的是我妈妈，尽管我真的喜欢她被五花大绑任人虐待时的样子，尽管我偷闻过她的袜子和内裤，甚至偷闻过她的脚。

　　妈妈特美，我甚至认为直到今天我也再没遇到过比她更美的女人（这并非感情使然，是抛开感情后纯粹从姿色上讲的）。妈妈的性格与爸爸截然不同。她什么都想的开，似乎天大的荣辱都不在她的意料之外。她享受过天堂般的宠爱。从她上小学起，就有专门的小轿车接送她上学放学。她也遭受过非人的虐待。文革的十年，她不知被多少男人凌辱过。但她始终那么淡定坦然，似乎所有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全如演戏似的只是多了一种体验一般。

　　我和父母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后，最让我对妈妈刮目相看的，是有一回，我们小学生停课参加拾麦穗劳动时，一个小学生到河边玩耍时不慎落水，在场的女人全都吓的只会大喊大叫，可会游泳的男人全不在近前，我们又全是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学生，也都不敢也不知如何下水救人，若是再去喊会水的男人来，那小孩肯定早就淹死了。就在这时，正和女社员们一同劳动的妈妈，不声不响地向着河边跑去，一边奔跑，一边甩掉了外衣和鞋子，到了河沿，飞身一跃，苗条好看的身体在空中转了一个角度，然后呈一条直线般笔直地插入河水中。不多一会，那小男孩被妈妈救上岸来，捡回了一条生命。

　　就在当天的晚上，那小男孩的六十多岁的奶奶和他的还是党员的妈妈，冒着混淆阶级阵线的极大危险，在全村的社员都已经入睡的时刻，偷偷溜进我家，一声不吭地放下一大包红糖和十多个鸡蛋，直到妈妈答应收下，才又悄然地离去。从那以后，出身贫农的那一家人，包括他们的本家七个叔伯兄弟也就是七家几十口子人中，尽管斗争十分地积极，可在妈妈被批斗或游街时，再没有一人上台打过妈妈一下啐过妈妈一口。

　　直到现在，我的脑袋里仍然清晰地保存着妈妈那一路奔跑的姿态和入水那一刻的优美图像。因为在那个时代的农村，根本看不到女人下水游泳，甚至压根就不相信女人也有会游泳的，而妈妈不仅下了水，而且那入水的镜头竟然是那样的好看，游泳的技术又是那样的娴熟。

　　我第一次看到妈妈挨斗是多久，已经不记得了，因为我们下放时正遇中共九大前后，那时几乎天天有批斗会，父母几乎每次都要和众多的四类们一同挨斗、游街。

　　那种全因为出身而没有丝毫个人原因的批斗，其批斗的内容也全是空洞的，只是众多的四类排列在一起让人捆着、撅着，并不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给我留下的特别深的印象的，是妈妈作为破鞋被揪出来后的挨斗。

　　那是我已经上七年级（为什么有七年级，后文有说明），因为那时的批斗已经不象九大前后那么激烈，妈妈便重又回到我们公社的中学教书。这天的早上，妈妈早早地做了饭，便比往常早许多的一个人出去了。临出门时，让所有那个年代我的同龄人绝对享受不到的，她抱了差不多已高出她一头的我亲了一口，对我说：“记住妈妈的话，不管出了什么事也不要怕”，看着我不解的神色，又坦然地说：“妈今天要挨斗。”

　　听她说到自己要挨斗的神态，绝对令人想象不到，那似乎不是在说自己，而是在说某一部电视剧中的某个人或某个事似的，看不到惊慌与恐惧，我不知她是强烈的伪装才有这样的效果，还是本性就是这个样子，今天我想，大概二者兼而有之吧。

　　到了我也该到校上课的时候，当我走进校园，就看到一群早我到校的学生们，正聚集在一个开大会常用的主席台子前边。我也走近去看，还没用我挤进人群，远远的，就看到了妈妈。

　　那一刻，我简直蒙了头，连天也在打转了。妈妈和那个经常到我家批斗我妈的校长林大可两个人，全都被五花大绑着，紧紧地挨在一起，深深地低着上身，高高地撅着屁股，一动不敢动地勾在台子上。林大可的脖子上，挂着一块巨大的牌子，牌子上写着什么我已经记不起了。妈妈的脖子上却是几双臭鞋，那就意味着，妈妈和这个同样和她撅着的男人，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了，也就是搞破鞋了。

　　这林大可，当时有四十多岁，原来曾在国民党青年军中任连指导员，后来起义了。到我们下放时，他正做着我们公社学校的校长。他是全公社很有学问也很有气质的一个男人，长的一表人才，他的经历与见识，谈吐与风度，是与当时我所能见到的其他的领导截然不同的，怎么个不同，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那种令人讨厌的不同，而是令人欣赏与羡慕的不同。

　　出事的前几天，就听说林大可领导的那一个造反派，叫什么“全无敌”的，已经被卫小光等领导的“从头越”造反派打倒，正在深揭猛批中。本来，作为专政对象的我们这些人家，是与人家造反派全无干系的，但没想到因为林大可受不住卫小光们的严刑拷打，竟然交待了他与妈妈的奸情。再者呢，象妈妈这样被林大可借批斗而占有的情况，本来是受害者，但怎奈妈妈的出身太差，在校期间又的确受到林大可格外的关照，比如可以不象其他四类那样早起扫大街，晚饭后掏大粪等，于是，卫小光等定性，林大可与妈妈属于搞破鞋。

　　学生们围在台子下面看着，议论着，但并没出现扔土坷垃和脏东西的现象。

　　妈妈的双臂被反扭在背后紧紧地捆住，胳膊上几道绳子勒的很紧，一道一道全勒进肉里，因为她是撅着的，我也能看到她背后的情况，她后背的中间，集中着从手腕、双大臂、双肩几个方向过来的绳子，系成死扣。那两个手腕被紧紧地勒着，微微握着的双手已经呈现出紫色。脖子上吊挂着的几双臭鞋，因为吊挂的绳子太短，此时便全部紧紧贴在妈妈的脸颊上，从老远，似乎都能闻到鞋子散发出的恶臭。

　　我没有敢再进教室，一个人胫自跑回家去，用被子蒙了头，睡觉。

　　到了晚上，一直到吃过晚饭很久，好多人家都睡觉了，全村一点亮光全没有了，妈妈才回家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妈妈就被带走，我本不想去上课的，但赵小凤通知我，说学校叫我必须到学校去。到了学校，没容我进到教室，卫小光等学校“从头越”战斗队的几个头头，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有十多人在场，妈妈和林大可也在，二人紧紧地挨在一起靠墙立正站着，头使劲地低垂着。

　　“鲁小北，后天召开全校革命师生大会，到时你要主动上台去，揭发林大可与郑小婉的反革命破鞋行为，发言稿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你先拿去好好准备，这是革命群众对你的考验，希望你能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一个老师交给我一份写好的发言稿，然后要我回教室去了。

　　晚上，一个同是学校老师的女人，偷偷溜进我家，对妈妈说：“郑老师，我得先给你陪个不是，明天开大会批斗你，他们让我上台发言。你也知道，我们家成份不好，我不敢不听他们的，发言稿也都是他们要我这么写的，甭管我发言稿上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明天我问你你就承认得了。”

　　妈妈反倒劝她道：“没关系的，你不要为难，他们要你怎么发言你就怎么发言是了。”

　　那人又是一遍又一遍地对着妈妈说对不起，然后才走了。

　　到了第三天中午，妈妈仍然没有回家吃中饭，我不会做饭，便一个人啃着棒硬的玉米面饼子。这时，和我们仅一墙之隔的赵大婶过来，进到屋子，便亮起嗓门叫道：“哎呀别吃那饼子了，冰凉棒硬的怎么吃呀，来，吃这个。”

　　她递上了刚刚烙熟的菜饽饽，对我说：“快吃，吃完把这几个给你妈送去。”

　　这菜饽饽，也是玉米面的，外观和大饼子并没太大区别，只是它里面包有菜馅，白菜或榆钱或槐花或蔴棘菜或苦蔴菜等等，很好吃的。

　　我用一块布包着两个菜饼子到关押妈妈的地方去。那是一处带有拐角的大院，刚刚拐进大院，远远的，就看见一个三四十岁的民兵，正在将妈妈从房间里押出来，妈妈仍然反绑着双臂，任那男人象牵牲口似地抓住她的肩膀，大概因为双臂捆着的原因，妈妈的上身向下弯着，但那民兵，却用一支脏手，去托举妈妈的下巴，直到将妈妈的脸托的朝了天，这还不算，那坏蛋竟然将脏手整个地伸进妈妈的口中，在妈妈的嘴里弄着……

　　妈妈双臂捆的紧紧的，丝毫也不能反抗，就这样任他弄着。显的十分的无助。直到听到我的脚步声了，他停止了弄妈妈，知道我是来送饭的，便站到了一边。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是什么目的。

　　吃饭时，也没有给妈妈松绑，是我喂妈妈吃的。妈妈只吃了一个菜饽饽，我给妈妈喂水，也只喝了几口。当得知是赵大婶做的饽饽时，告诉我要懂礼貌，并要我尽量不麻烦人家，就吃凉饽饽凑合一下，过几天批斗结束了，再给我做热饭吃。

　　到了下午，全校师生在专门召开批斗会用的场地，召开批斗林大可与妈妈的批斗大会。

　　大会由赵小凤主持，只见她高高地扎着两个小辫子，大声地宣读着毛主席语录，然后一声大喝：“把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林大可与郑小婉带上来。”

　　于是，早就捆好的妈妈和林大可被四个背着各式枪的民兵押上台来，把身子按成一个直角撅着，然后四人下去了，林大可便和妈妈紧紧挨在一起保持着那样的姿势撅在了台子上。

　　大会先是由一个长的很丑的女教师宣布林大可与妈妈的各种反动行为，并重点宣布二人长期搞破鞋的行为，每念几句，便当场对着林大可与妈妈问道：“林大可，你认罪吗？”

　　林大可便撅着回答：“认罪。”

　　然后同样地问妈妈，妈妈也同样地回答。

　　接下来是几个红卫兵闯将给林大可和妈妈挂牌子，挂破鞋，二人挨斗的姿势却没有任何的改变。

　　再接下来是群众上台发言，一个又一个，待第三个发言完毕后，赵小凤开始宣布：“下一个上台发言的，是臭破鞋郑小婉的儿子鲁小北。”

　　按规定，我走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却并不说话，会场一下子静下来，又过了几分钟，我还是不说话，赵小凤没有太多经验，也不知该如何说下去，又过了几分钟，卫小光才走上台子，对着我说：“鲁小北，你要与反动的家庭界限，要勇于揭发批斗郑小婉的各种罪行，争做‘可教子女’。”

　　但我早已抱定决心，就是不说话，他们也没预料到这种情况，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又过了一会，赵小凤开始宣布下一个发言的，我便走下了台子。我在台子上站了足有五分钟，但自始至终没有说一个字。那个他们给我写好的发言稿，早就让我给撕了。

　　批斗会后没有游街，妈妈和林大可也没有挨打。

　　晚上，妈妈回到了家，好心的邻居赵大婶又送来两个暖水瓶的开水，对着妈妈说：“把胳膊用热水烫一烫，能把绳子印化一化。”妈妈道了感谢，赵大婶出门时，又说了句：“哎！谁叫你出身不好哇！”

　　那时搞阶级斗争，按照最高领袖的教导，是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的，作为出身不好的四类分子，即使表现的再老实，也要定期或不定期的挨斗，特别是对于新出现的“破鞋”，群众的斗争积极性比斗其他的四类分子更加地高涨，那批斗就会更加的频繁。

　　说到这破鞋，并不是真的男人和女人睡到了一起才算是搞破鞋，有时仅仅是搞对象的青年男女在青纱帐里拥抱了一下被人发现，或者仅仅是拉了一下手被人发现，就算是搞破鞋了。更有甚者，对于一些出身不好而又长的不错的女人，即使她们连拉拉手的事也从没做过，也可以裁脏被打成破鞋的。

　　妈妈挨斗后没过几天，大概是地里的活不太急，或许是革命的干部们心里痒痒手心里也痒痒吧，林大可和妈妈便又一次被捆起来斗了一回。这一回批斗，又多了一个人，是早已被斗倒的另一个我们称作“小蛮子”、又被称作“小侉子”的女老师，姓鹿，叫鹿一兰。因为她是南方人，故这样称。她是随丈夫一同被下放到我们公社的，早在妈妈之前，也是因为和林大可搞破鞋，被斗过好多次了。

　　在那个年月，只是因长期在一个村生活与生产，批斗会并不象《乱与虐》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或者多数情况下不那样。许多情况下的批斗会，主要是受上级政治要求的无奈。

　　记得是一个初秋的傍晚，那时的妈妈已经参加妇女生产队的劳动，因为斗争会是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的，这晚上便是妇女生产队召开我妈妈的批斗会。

　　晚饭后，人们或者到大场边乘凉，或者下河洗澡，因为批斗会决定在我家的小院里进行，所以妈妈和我早早就吃过饭，并收拾好屋子、院子。我们家临近生产队打麦场，在这里开会比较方便。

　　最先赶到我家的是妇女生产队的队长，她姓李，比妈妈还小几岁，看上去却比妈妈老了许多，她个子很高，很瘦，却并不好看，不过人却并不坏。

　　她没打招呼，便进了我家的小院，正在屋子里的妈妈赶紧立正，口中念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后便立正垂手低头地站在一边。

　　那女队长却一把抓住妈妈的双肩，大声地说：“哎呀不要这样，就我一个人，别这样，先坐一会。”

　　妈妈给她倒了一碗水，不好意思地陪她在小院里坐下来。

　　“郑老师，你看你这小院，收拾的还挺干净，到底你们是文化人，哪象我们家，又乱又脏的。”

　　妈妈不知说什么，只是笑了一下。

　　那队长又瞅着妈妈说，“你说你怎么晒不黑呢，他们批斗你说从小用牛奶洗澡，真有这事？”

　　妈妈苦笑着摇头，低声说，“没有。”

　　“那你不是在大会上承认了吗？”

　　“那是……批斗大会上他们要这样说，我哪敢不承认。”

　　“哎呀我跟你说，你下午给棉花打蔓，可打了好多结桃的蔓，以后可不要这样了，也就是我，要是别人看到了，准又开你的批斗会了妈妈赶忙说道：”队长，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分不清楚哪个该掐哪个该留。“

　　正说着，又一个女社员走进了我家小院，妈妈赶紧起立，垂手站立。

　　那女社员是个年轻的姑娘，大概还没结婚，很害羞地不知说什么，拉过一个马扎坐下来，却不知如何给仍然在站立着的妈妈说什么。

　　还是那队长说话了，“坐一会吧，站着干什么”，一边说一边拉妈妈坐下，却又说，“一会开会了，别怪我不客气呀，人少没什么，人多了，咱们就得公事公办了。”

　　妈妈低头，不说话。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社员进来了，她身后跟了一个腼腆的男孩，手里拿了一张纸，走近妈妈，说：“郑老师，我们家小旺老想让您给他画一个大兵骑大马的画，他自己又不敢来找你，今个，劳您驾，给他画一个，随便画一个就行了。”

　　妈妈接过那张四角不整齐的又是皱皱巴巴的纸，“我……现在……要不，我明天画好了给您吧。”

　　那叫作玉琴的姑娘盯着妈妈脚上的鞋，问道：“郑老师，这鞋是你自己做的？”

　　妈妈回答说是，那姑娘啧啧称赞着，“真好看，多秀气呀！您这鞋帮是怎么窝的呢？”

　　妈妈正要回答，一旁的队长突然一拍大腿，“哎呀你看我，忘记带双破鞋来，一会开会要给你挂脖子上的吗，快去屋里找找，看有没有，要有的话用绳子拴上。”

　　这时，邻居林大婶也过来了，只听她对着队长说，“人家怪可怜的，捆上就行了，别勒的那么紧，你没看她胳膊上到现在还有那天挨斗时勒的绳子印吗。”

　　“哎呀老姐姐，我知道，但一会米主任要参加的话，捆松了她不干的呀！”

　　待妈妈拿着一双穿破了的鞋走出来时，院子里已经又多了四五个女社员，几个十多岁的男女学生，听说要开批斗会，也挤进了我家。

　　正象队长刚才打招呼时说的，人多了，就不客气了，她冲着从屋子里走来的妈妈大声地喝道：“自己把鞋挂脖子上，靠墙站好！”

　　妈妈乖乖将那双臭鞋挂在自己的脖子上，靠近墙边，低下头，立正站好。

　　妈妈刚刚站好，那个也是破鞋的鹿一兰老师也到了，见到妈妈罚站，没用招呼，只是深深向李队长和其他几个革命群众鞠了几躬，便乖乖站到妈妈身边，挂上自己带来的臭鞋，低头罚站。

　　社员们陆续地涌进我家小院，看热闹的孩子们也越聚越多，我则躲在屋子里，早早地用被子蒙了头，但仍然不死心地坐在炕边，透过玻璃向外看去。只见到来的社员们东一个西一个地坐在院子里拉着家常，一群半大的小子们则在追逐打闹，有几个则近距离地贴近我妈妈，象看个从没见过的什么动物一样地欣赏着。

　　那个姓米的妇女主任是最后到来的。她一到，小院里的空气立刻便紧张了起来。

　　“咳！”为了显得威严，米主任有事没事地干咳了一下，又环视了一下周围的社员，然后，又冲着妈妈和鹿一兰，还有刚刚被押进来的林大可，命令道：“你们！站成一排，林大可站头里。”

　　三个等待挨斗的男女听话地一字站开，林大可站头里，他的身后是妈妈和鹿一兰。

　　“原地踏步——走！”米主任高声尖嗓地喊起了口令，于是，三个成年的男女，便在众多女社员和孩子们的围观中，原地踏步。

　　“腿抬高点，不老实。”

　　三个人增大了抬腿的高度踏着步，引来一群孩子和女社员们的欢笑，妈妈和鹿一兰则羞辱得几乎要哭出来。

　　“跑步——走！”米主任改换了口令，三个人听令，便仍然原地跑起来。

　　“一二一，跟着我喊，一二一！”

　　三个人都高喊着：“一二一……”

　　“不行，大声喊。”米主任站起来，朝着鹿一兰的腰上踢了一脚。

　　三人加大了音量，一二一、一二一地喊着，鹿一兰是四川人，又是唱戏的出身，她的声音发出异样的腔调，再加上三人跳跃的姿势，更逗得社员和孩子们笑得开怀。

　　看过瘾了，笑不出声音了，三个人的汗水也湿透了，批斗会便正式开始了。

　　批斗会由妇女队长主持，只听亮起嗓门一声大喊：“把臭不要脸的林大可、郑小婉、鹿一兰，给我带上来！”

　　于是，那个叫玉琴的和呷几个年轻的女社员便走到妈妈和鹿一兰身边，扯着胳膊，掐住脖子，将她们带到了人群中间留下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妈妈的上半身九十多度地弯下去，双臂从背后飞起来，固定住。

　　又有两个女社员，从门外将不知在哪里等候着的林大可也同样带进来，一同坐起喷气式来。

　　之后，批斗大会便千篇一律地按步就班地召开，社员发言，挨斗者认罪，呼革命口号等等等等，开到中间，什么原因也没有，纯粹是为了显示斗争的严肃性，李队长又一声大喊，“几个坏分子不老实，把他们给我捆起来。”

　　于是，三人被反背着双臂五花大绑了，林大可的脖子上又被挂了五声青砖，三人仍旧把腰弯成九十度以下撅着，批斗会又继续进行，然后又是呼口号，又是社员发言，又是认罪。

　　批斗会并不严肃，好多女社员是抱了孩子来开会的，现场又有许多十多岁的孩子一直在打闹。妇女们说的话也并不全是批斗会上的内容。

　　一个年轻的女社员好奇地说：“哎，二嫚你说，是让他们举着手挨斗累还是捆起来累呢”，不等那叫二嫚的回答，她便自己答道：“应该捆起来还好些吧，就不用老举着胳膊了。”

　　那叫二嫚的调皮地推了那人一把，说道：“你去，陪他们撅一会，不就知道了，嘻嘻！”

　　那姑娘挥起小拳头打着那叫二嫚的姑娘，骂道：“你该死的，你才去陪他们撅着，下次就斗你。”

　　一个胖胖的女人，正在发言，也没有发言稿，也没有文化的她，胡乱地说着，正好听到两个姑娘的戏言，便笑着揪起了鹿一兰的头发，直到将她揪得直起了身子，直到她的脸也被揪得朝了天，然后问道：“问你，捆起来撅着累还是举着手撅着累？”

　　鹿一兰难受地扬起好看的小脸，支吾着：“都……都累。”

　　那胖女人笑着将鹿一兰的头再一次按下去，骂道：“你不搞破鞋不就不累了，撅着累吧你。”

　　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跑累了也闹累了，坐到他妈妈的腿上，也接上话问：“妈妈，他们老这么撅着，会不会很累呀？”

　　那一边纳着鞋底的妈妈继续纳着鞋底，头也不抬地回答：“就是要让他们累，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干坏事了。”

　　那男孩子继续问：“他们干什么坏事了？”

　　那妈妈推了一把小男孩，说道：“去去！去玩去吧，长大你就知道了。”

　　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近距离地站在三个已经被斗了一个多小时的坏分子的面前，呆呆地看了好一阵子，突然跑回到妈妈的怀中，把可爱的小脸蛋巾到妈妈的耳朵边上，悄悄地说：“妈妈，那个婶婶给打哭了。”

　　她的妈妈却说：“活该，他们是坏蛋，坏蛋就该打。

　　折腾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后，李队长宣布大会结束，社员们便各自回家睡觉去了。只有李队长和米主任，仍然没有走。

　　天已经全黑了，各家各户的百姓们都关了灯睡觉了，只有生产队打麦场旁边的我家小院子里，一个大灯泡子下面，仍然有两个妇女干部和三个挨斗的坏分子仍然在那里。

　　“林大可！”那个米主任，坐在我家的一把破椅子上，翘着二郎腿，声音不大却极显威严地叫道。

　　“有”，林大可答应一声，赶忙调整身子，转向米主任，紧紧地并拢着两知长腿，上身仍然保持着弯腰九十度的姿势。

　　“郑小婉！鹿一兰！”

　　“有”，妈妈和鹿一兰几乎是异口同声地答应，也同样地转向米主任撅着。

　　米主任只有三十来岁，中等个子，白白胖胖的，还算漂亮，只是过于丰满了点，她装腔作势地一字一顿地说着：“今天的大会开的还算可以，不是很成功，只是勉强过关，问题是你们两个走资本主义的坏分子没有从心眼里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态度不够老实，你们承认吗？”

　　三人都低着头看着地面小声地回答：“是……是……”

　　“不老实，给我跪下！”米主任一声断喝，三人没有丝毫犹豫便齐齐地跪在了她的脚下。

　　“你们还想复辟资本主义，仍旧回到而来的旧社会，好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痴心妄想！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向革命的人民低头认罪……”一大套的训斥，让这个念过中学的自认为有些文化的农家女儿，面对着三个老老实实跪在自己脚下听训的曾经高贵过的坏分子，有了某种自豪与骄傲，一种成功的喜悦充满了她的内心。

　　在三人一连声的认罪声中，米主任完成了她的演讲，批斗会这才真的结束了。

　　米主任要走了，李队长却不好意思地对她说，得给他们解开绑绳，米主任却极不耐烦地：“让他们自己找人松绑。”

　　无奈，李队长也跟着她一同走了。此时天色已经很晚，看热闹的孩子们也全走了，院子里只剩下仍旧五花大绑着的三人。一直看着院子里发生的一切的我从屋子里跑出来，急急地给妈妈松开绑绳。就在同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进来一个个头不高的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也过来给鹿一兰松绑，并拿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毛巾，擦去鹿一兰脸上被革命群众吐上去的唾沫。

　　我给妈妈解开了绑绳，就一声不吭地向屋子里跑去，但刚刚跑出两步，就听妈妈在后面叫我，“去，给他松开。”

　　我不听，径自跑回了屋子，妈妈回头看了一眼仍然捆绑着的林大可，犹豫了一下，大概是想去帮他松绑的，但最后仍然没有去管，也走进了屋子。后来我就不知道他是如何松开绑绳的了。

　　到了第二天，刚刚吃过早饭后的妈妈正准备拿工具去上工劳动，门口，似乎早已等待着一个身影，这时也跨进院门，原来是昨晚参加批斗妈妈的年轻女社员玉琴。她手里拿了一个布包，很害羞地对妈妈说：“我不是……下个月办事……要绣个枕头，想让您帮我写几个字，我好绣上去。”说完又低下头去。

　　妈妈笑着对她说：“恭喜你呀！那要绣什么字呢？”

　　玉琴说：“他们都绣‘花好月圆’、”百年好合“什么的，我想要个新鲜一点跟他们不一样的，您帮我想一想，您想的肯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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