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继续施加高温的话，最终会把全部皮肤连同下面的脂肪完全烤成焦炭，那样受伤者就根本没有什麽痛感了。当然，他的那块地方以後会有很大的问题，会受到感泄烂出一个洞，可是对於即时的逼问来说，效果不如较浅些的烫伤。

　同时，常常选择乳头、阴部作为烙烫的部位，主要并不是因为淫邪，而是因为那里神经最集中、最为敏感，烫腋下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然，对於生殖器官的施刑，给与男女犯人的巨大心理打击也是不可否认的。

　我认为，我的宪兵们不管是使用烙铁还是酒精和棉花都能恰到好处。

　宪兵们抓紧陈惠芹的头发，把她的头从铁床上拉起来往前按，让她的脸凑到自己胸前的那对乳房上，让她看看自己的乳房现在的样子。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真工作，她的乳房像是两只被一小条一小条地撕去了表皮的水蜜桃一样，浅红松软的皮下组织烂糟糟地浸没在粘稠的黄色体液当中。

　把平时用来缝棉袄的大约五公分长的钢针举起来给她看，恐吓她，然後就在姑娘的鼻子尖底下用针尖往她烫烂了表皮的嫩肉上乱划，每划一下，都使她像是怕冷似的直打寒战。最後，可怜的女人眼睁睁地盯着那根钢针一公分一公分从自己的乳头正中扎了进去。恐怕她的感觉会像是扎在心尖上一样吧，她都没怎麽叫喊，甚至也没有能够昏过去，却像是被施了法术似的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只露出一点针尾的乳峰。

　姑娘全身的肌肉像男人那样一块一块地耸立起来，在皮肤下凸现出清晰的轮廓。她细软的身体现在绷得像拉直的弓弦一样紧。

　突然地，那只正被扎进钢针的右乳房像是获得了独立的生命似的，在中川手中一抖一抖地跳动起来，每跳一下，便从顶端的伤口里忽地冒出一粒血珠。与它应和着，姑娘正呆呆地瞪着它的细眼睛中也同时涌出一大滴眼泪。

　中川又拿起第二根针再给她看┅┅在乳房上划┅┅在第一根针尾稍稍下面一点的地方再扎进去。

　看着第二根针扎进一半，陈惠芹想闭上眼睛，几个声音立刻怒骂起来∶「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同时更用力地撕扯着她的头发。

　她再睁眼，突然软弱地说∶「别，别再扎了。」声调很特别，大家意识到这一点後停住了手。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我，我都告诉你们。」

　宪兵们把她的头放回铁床上，一齐朝我看。我看了看表，十点多一点。如果这是真的，今天之内还来得及做些事情。我问∶「发报机在哪里？」

　「在┅┅在江边，大豆集沿江往南一百多米，也许，两百米吧。有一间土坯房子後面。」

　我朝野山看了一眼，他後来与那个白左的中国特务一起工作了大半天，把陈惠芹在上岭走过的路线重新走了好几遍。他稍稍点头，意思是她到过那里。

　「为什麽放在那里？」

　她稍稍有些惊讶∶「干什麽？让人来取呀！」

　很令人惭愧的是，我一直在等着这个联络员在小城中四处乱转，最终确定没有人跟踪後便狡猾地溜到一家中国人居住的院子门口，轻轻敲几下门。等到她再从里面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没有那口箱子了。

　因此我一直认为，我们在她送交东西之前就抓住了她，在两三天之内，那些等着收取东西的人未必能够及时得到警告。我一直在幻想带领一个行动组冲进那个最神秘的情报组织的一个联络站，甚至一个指挥中心，可是现在情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本该想到这种「信箱」的交货方式的，一定是这几年来我跟土匪作战太多，让我变愚蠢了。

　「哎哟，痛啊！」她呻吟起来∶「给我喝点水吧。」

　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像个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像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麽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後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乳房，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痛），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後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麽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麽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麽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後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麽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哪里？」

　「在红山後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

　「红山後山┅┅很好。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异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麽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具体地点在哪里？」

　「不到山顶，往右边一条小路拐进去。位置这样很难说清楚。」

　「这次去××市取电台的指示也是在这里拿的吗？」

　「是的。」

　「哪一天？」

　「前三天，不，是再前一天吧。十二号。」

　「胡说！你这个下贱的女人！」我把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把身边的记录员也吓了一跳∶「皇军的２７中队在红山做山地作战演习，那片山坡已经被封锁了七、八天了！」

　她一时呆住了，嘴唇抖动了几下，没有发出声来。

　「胆敢欺骗皇军┅┅想一想，想一想刚才尝过的味道。他们会把针一根一根地刺进你的肉里去，会把你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我换上一副笑脸走到她身边，摸着她肩膀上的烙伤，四个手指被溢出的液体沾得滑溜溜的，同时感觉到她在我的手下瑟瑟发抖。

　「小姑娘，我知道你很痛，痛得说错了话。再从头来一遍好吗？发报机藏在哪里？」

　根本就没有２７中队，也没有什麽作战演习。但是如果你并不在你说的那个时间里真的去过某处，你就无从确定有还是没有。受审对象的问题在於∶事先准备好的供词是不能改变的。你说你是一个普通教师，什麽都不知道就是什麽都不知道，临场重新编造的谎言绝不可能没有漏洞。

　我想陈惠芹心里当然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她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认为她现在再要开口，说的多半会是事实了。

　她没有试图辩解，她知道那没有用，只能越说越糟。但是她咬住了自己的嘴唇，乾脆什麽也不说了。

　我抑制着愤怒和失望转身走回桌子，身後传来乱七八糟的响动和女人勉强压抑着的「哦┅┅哦┅┅」的声音。宪兵们就在椅子上按住她，正在用针扎她的另一个乳头。

　我在椅子前立定，向後转，走到她身前再向後转，又走了一个来回。她现在跪在椅子後面，摊平的两手被紧紧地按在椅子面上，用钳子夹紧一根针插在她食指的指甲缝里，再用铁锤把它敲进去。

　她的身子随着铁锤的敲击一耸一耸地往上窜，猛烈地向两边甩着头，又有人上去帮忙按住她。

　「发报机，在哪里？」

　「我┅┅我┅┅我┅┅」她喘息着说了好几个「我」字，却没有了下文。

　再往中指里钉进一根，再问∶「电台，在哪里？」

　她昏死过去一次。

　钉无名指的那一根针尖从手指的第二个关节上穿了出来，钉满了她右手的前四个指头再逐个地钉她的左手，也钉满了。手背上和椅子面上到处流着血水。

　再问∶「在哪里？」

　她甚至还有力气抬起头挑　地看了我一眼。

　「脚。」

　把姑娘推倒在地上，让她两脚并拢，脚底贴着一块厚木板，用绳子胡乱地缠紧，脚尖垂直向上，再挨个地把钢针钉进她的每一个足趾中去。脚趾比较短，钢针能一直刺进昨天被夹伤的趾根。从几个肿胀的特别利害的脚趾中流出的是几乎没有血色的混浊的泡沫，量大得令人吃惊。

　她第二次昏迷过去，弄了半天没弄醒。

　「叫军医，叫山田来。把她弄醒了来叫我。」

　大约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才来队长室告诉我她醒了，已经是傍晚了。

　「再烫。」

　让她脸朝铁床跪在地下，手臂伸在铁床上捆住。从她的肩膀开始，把烤红的铁条按上去大约五秒钟，换一根铁条，移到下面四、五公分的地方再按下去。就这样顺序往下烙，一直烙到她的臀部，再回到上面从她的脖颈开始。这一次几乎是一节节地烙着她的脊椎骨，年轻女人的反应很强烈。

　一直烙到她的尾骨，然後再是第二个肩膀。整个背可以烙三排，我们也就那样烙了三排。

　把她解开拖到刑床上，陈惠芹已经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用捆就那麽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两条腿无力地垂挂在床边。首先是不能让她昏过去，於是找来山田给她注射了据说可以刺激神经的针剂。

　「再叫几个人来。」是我下的命令。於是又去拉来了几个人，二号室里挤着十二、三个男人把陈惠芹围在中间，而那姑娘的女性器官刚刚已被从里到外地烫烂了。

　我确实已经发誓要真实客观地写出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我的年纪恐怕已经太大了，对於那个晚上的那两个小时，即使是试图回忆一下当时电灯光下她脸上的那种表情都已超出了我的心脏所能承受的限度。

　不得不说的是∶就在那两个小时的过程中间，为了让她「更敏锐地感受日本人的气概」，对她的体内至少又用过一次烙铁。

　有两个家伙一开始就在小炉子上用一个铜锅煮辣椒酱，就是那种农民到处成串挂着的红辣椒，切成碎块放了小半锅，加些水在火上炖着。後来呛得大家都受不了，便把整个炉子拎到屋外去了。

　大家结束之後把锅子端进来，是小半锅红彤彤、烂糟糟的东西。对女人说∶「那麽久地工作过很疲劳吧？明天会化脓的，给你消消毒吧。」於是拉开她的大腿，赤手把红色的辣椒酱一把一把地塞进去，再用手指抹开。为了不让她用手干扰，把她的两手又反铐到身後去了。

　其实陈惠琴根本无力干扰，她几乎连扭动身体躲避一下都办不到。她平静地躺在那里听任他们在下面胡闹，偶尔轻微地抽搐一两下，从喉咙深处发出几声短促的、像是晚上做恶梦的人那样的哼哼声。不过随着辣椒在体内产生了效果，她的呼吸渐渐变得急促起来。

　「好了，身体里一定会觉得很温暖吧？」大家站起身来看着她，那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被人分开的腿慢慢地并拢，又努力着把一条腿抬起来搁到另一条腿上。两条腿扭绞在一起夹紧，再把身体向一边侧。

　她一共试了三次才使自己侧卧过来，这一系列动作都是以一种电影慢放般的迟缓速度完成的。她现在努力着曲起双腿把膝盖顶在自己的肚子上，这样还是不行。她窄窄的鼻翼向外张开，胸脯上下起伏了半天才积聚起新的力量把两条腿在脚镣的限制内重新尽量地伸开，像被烫了舌头那样往嘴里吸冷气。这其实跟她烧灼的下身一点关系也没有，她只是不知道该怎麽办。

　她嗫嚅着说∶「渴，给点水┅┅」

　这提醒了我们，有人轻轻一捏就弄开了她的嘴，她睁大眼睛紧盯着那口还剩下一小半辣椒酱的小锅端到了自己的唇边，眼神就像是疯了一样。深红的浆汁倒得她满嘴满唇都是，覆盖住了她的鼻孔，她现在要想呼吸就得把这些东西吸进肺里去。

　那几个晚上才被叫过来、没有参加前面刑讯的小子哈哈大笑起来，而一直跟着干了两天的宪兵们转身走到屋子的另一头去洗手。我认为他们的士气有问题，想叫住他们训斥几句，但是接着自己也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疲乏。留下两个宪兵，我把其他的人打发出了房间。

　我满怀厌恶地盯着又咳又呛，在地上没完没了地翻过来折过去的陈惠芹。她的整张脸涨成了紫红色，舌头长长地拖在嘴外，直到现在她都没能好好地喘出过一口气。从她的胸腔里发出一声声哨子似的鸣叫，同时从嘴里和鼻孔里往外喷涌出杂乱的液体，她的脸上和乱糟糟的头发上已经层层叠叠地堆满了这种混合着暗红色小块的东西，分不出是血块还是辣椒碎片。然後又是一连串像是要把内脏全都吐出来似的咳杖。

　「这不是女人，是个夜叉。」我愤怒地想，她这时看上去也确实像个女鬼。「没有人能这样坚持。」我的感觉不像是我正疯狂地折磨她，倒像是她被特地派来折磨我。她心里明明知道自己最终一定会供认一切，但是却如此顽固地坚持一分钟算一分钟。

　本来是很好地获得上级赏识的机会，破获一个很隐蔽的敌人的情报组织，就这样让这个疯女人毁掉了。我便是这样愤怒地诅咒所有的人和事∶该死的中国女人！该死的军车司机！该死的白左机关！

　女人总算咳出了吸进气管里的大部份辣椒末。她在地下呜咽着、爬着，把身体翻了过去让自己的背脊朝上，像蠕虫那样一起一伏地扭动，沉默地在地上磨擦自己的肌肤。她是希望青砖地面上的凉气能够渗进小腹中去，减缓一点体内燃烧着的火焰吧。她的手一直被铐在身後，完全帮不上忙。

　「给她弄弄。」

　两个倒霉的家伙情绪低落地为女犯洗脸，把她扶起来喝了点水，喝了点粥，甚至还要扶她去厕所。这些事从来都是让其它的囚犯干的，但是陈惠芹自从进了这间屋子之後，还没有让她接触过一个中国人。

　「把她挂到墙上去。」

　相比之下他们更喜欢干这个，他们把姑娘拉到墙边，把她铐在背後的双手用绳子绕在砖墙上固定着的一段铁管上。铁管的位置比人的膝盖略高一点，手被固定在这个高度上，犯人站立起来两腿不能伸直，蹲下去脚跟碰不到地。

　这是全世界的Ｊ。Ｃ都会使用的方法之一。更严格一点的做法是把犯人的两脚也用绳子固定在墙角边，这样可以避免他把脚往外移开一些放平，用背靠在墙上来支撑一部份体重。二号室墙脚边的另一根铁管正好可以起这个作用，於是把女人脚上锁着的脚镣铁链在铁管上缠绕了几圈抽紧。

　陈惠芹本来就无力站直，那对被火烧坏的脚底一触及地面，她就连脸色都变了。她顺着砖墙滑落下去，身体的重量落在前面几个折过来的足趾上，她并不是太响地「哎哟」了一声，身子却剧烈地抖动起来，仍插在她指甲缝的钢针离地面不那麽远了。

　我走过去，把结实的军靴踩在她的趾头上，用力地左右碾压。抬起脚看看，像是被踩死的小虫那样扁扁的，每个趾头前面被挤出了一片血水。蜷缩在下面的姑娘勉强仰起脸来，眼睛里亮晶晶地蓄满了泪水。她的嘴唇颤动了半天，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我等了一会儿，开始猛力地跺她的另一只脚。

　她可能是失去了知觉，「把她弄醒。」我冷漠地下令∶「看着她，不准她睡着。」

　陈惠芹被反剪双臂，用她伤残的脚半蹲着渡过了那一整夜。我不知道两个值夜的宪兵为了渡过无聊的时光是如何折磨姑娘来寻开心的，但是我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小时之後在她全身关节酸痛难忍，每一条肌肉无法抑制地激烈颤抖的时候在想些什麽。我知道那时的感觉会是每一分钟都像渡过了整整一天那麽长，再加上她下体中火辣辣的烧灼┅┅

　前面是完完全全没有尽头的忍受，难道那姑娘就一刻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第三天

　这天上午我躲在队长室里烦躁不安地翻看着档案材料，没有去对面平房中的讯问室。中川在那里指挥，用剃须刀片割开她的皮肉，往伤口里搓进盐粒，那样的事他很有耐心地干到十点多钟。

　十二点半我换上一件灰色的中式夹袄，坐到队长室隔壁那个带套间的小会客室里。房间中央放了一张四方的麻将桌，暂时当作餐厅，让城中心的鸿福楼送了几个菜。

　他们在那边给女孩子套上了一件黑上衣和一条黑裙子（浅色的质料上会渗透出血迹来，太难看），好像是从隔壁警备队队长的女人那里借来的。这是陈惠芹被捕後头一次被允许穿上衣服，也是她一生中穿过的最後一套衣服。

　从这天下午起，直到一个多月後在地下室里被秘密处决为止，我们再也没有费心让她穿过什麽，她就一直是一丝不挂地赤露着全身渡过的。

　两个宪兵夹着她穿过後院，把她隔着方桌放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这时才给她除掉了手铐。没有为她借鞋，她那双扭曲肿胀的脚可能也套不进普通的鞋了，脚镣仍然锁在她的脚腕上。

　军医已经给她注射了一支吗啡之类的东西，要不然，她恐怕会痛得缩到桌子底下去吧。

　「我本人非常地、非常地钦佩你，姑娘，你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我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坚强的女人。现在我们之间的战斗结束了，是我输了。我希望以後我们能够成为朋友。」

　我像一个愚蠢的演员那样声音低沉地说，希望会给她一个深刻的印象。虽然她明显地十分疲倦，还是稍稍有些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我站起身为她倒一种中国产的红酒，很甜，同时甜蜜地笑起来。

　「混蛋，我在日本都没有给女人倒过酒！」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端起另一个杯子绕到陈惠芹身边，她哆嗦了一下。

　「为勇敢的姑娘乾杯。」

　她仍然坐在那里低着头，从扣得严严实实的领口後面还是能看到她脖颈上暗红色的烫伤。由於手指根本不能弯曲，她用拇指和手掌的边缘夹起酒杯。我正想她会不会把酒倒到我身上来，但是她慢慢地喝了差不多半杯。

　我的中国话不能表达更复杂的内容，我把野山叫进来翻译，然後我再改成日语。

　「我研究过你们的档案，知道你们有规定在被捕後应尽量拖延坦白的时间，但是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大概是两到三天以後吧，如果生命或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威胁可以坦白。你的组织和我一样懂得，一旦有人落入对方手中，要指望他或她能够顽抗到底是根本荒谬的。

　你的东西没有送到。那间破草房连同它周围十米方圆的地面我们都一寸一寸地扒开来看过了，连放一张纸片的合适地点都没有。」

　她把嘴角向上弯起来，勉强表现了一个微笑，说∶「在十二米外的那棵榆树下面。」

　我闭上眼睛等了两秒钟，像是咽下一只苍蝇。

　我还没告诉她，十来个宪兵、宪补加上中国Ｊ。Ｃ，昨天下午一直在搜索红山那块地方。

　「你没有送到东西，你的同志们，从上到下没有人不知道你出了问题。如果你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现在肯定已经不在那里了。如果你们是用信箱传递东西，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那里去东张西望了。就算我现在把你放到大街上去，你的上级也决不会再来找你送个什麽纸条或者炸弹。他现在恐怕已经坐在哪一班去港口的火车上了吧，只剩下你一个小姑娘孤孤单单地留在我们的手里了。

　对於他们来说你只不过是出事了，然後就被切断了联系，整个组织没有受到影响，对吗？你无论再做什麽都对他们没有影响，也和他们无关了。

　我们的确把你打得很厉害，也做了一些，嗯，不太礼貌的事。不过这是我的责任，跟你负担的责任一样。我只能用这种方法把你们找出来，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我输了，我可能会因此受到惩罚，被调到前线的部队去。

　从你被我们带进这个院子算起，到现在已经过了四十七个小时，离你们纪律规定的还差一个小时吧。我不在乎这点时间，我想我们先吃点东西，然後陈小姐可以在里间休息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後就在这里，泡上茶，我们慢慢地聊一聊。陈小姐，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好不好？」

　谁都能听出来我差不多是在恳求她了。她保持着沉默，最後说∶「我想躺一会儿。」

　「好，好，当然可以，晚上我们再重新来。陈小姐，把酒喝了吧！」

　她又用拇指和手掌夹起酒杯喝乾了。

　「陈小姐，这边。」我为她移开挡着道的椅子。

　她盯着自己的光脚看，我瞪了野山一眼，野山立正，然後把姑娘从椅子上扶起来。虽然她把大半的重量都靠在野山的手臂上，但脚掌一压紧地面就低声呻吟起来，她走过的青砖地面上印出两行淡红色的脚印。

　野山退出来，「关上门！」他关上门，我继续喝酒，一言不发。

　一个小时後去看她的人报告说她睡着了，我又等了半个小时走进里间。姑娘仰天躺在那张中式的木榻上，两臂环抱在胸前，大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虽然她很疲倦，止痛药的效力稍过她就被痛醒了。

　我尽可能和蔼地笑着，对外面喊泡茶。

　她表情痛苦地挣扎了半天让自己在榻沿上坐起来，从茶?上捧起茶杯。她的衣服前襟已经贴到了身体上，上面印出一块一块的水迹。因为是在黑色的质料上看不出颜色，不过只能是她的伤处流出的血吧。

　「陈小姐是师范学校出身的吧，是哪一所学校呀？」

　「是××师范学校。」

　「你不是在哪里加入组织的吧？」

　「不，」否认得快了一点∶「我不是。」

　「我们已经说好了，姑娘，那麽是哪里呢？」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我不能说。」

　「什麽！为什麽？」我跳了起来∶「你还是什麽都不能说吗？电台，联络方法，上级？」

　「那麽，」我的声音变得从未有过地冷酷而镇定∶「你知道现在说出来他们还是会有危险？」

　我认为她是真的害怕，面对我坐着的姑娘把头垂得更低，但还是说∶「不，我不能说。」然後她把手里的茶杯轻轻地放到茶?上。

　在野山和一个士兵把她重新带回对面去以後，很久我还独自坐在里间的木榻前。第一，我劝说陈惠芹的话并没有错，她已经失踪了两天，这足以使她的组织内部响起警报声，她和我都知道那是一定会发生的。第二，陈惠芹虽然确实十分顽强，但是显然受过良好的训练，她没有理由仅仅因为赌气或者荣誉感跟我们对抗下去。因此第三，她必定知道某一个环节有问题，她还不能说。留给我的是第四点结论∶我还有赢得胜利的机会。

　现实就是这样，我不想被送到华北前线或者东南亚去。

　我们之间的战争对於陈惠芹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而对於皇军的宪兵这一方来说却是枯燥乏味的。当我最後走出队长室来到二号室的时候，屋子里的情景和我预料会看到的完全一样。

　女人被重新缚住手脚趴在那张铁床上。为了不让她活动，还在腋下、腰上和膝弯处各束了一道皮带。不让她活动是因为宪兵们现在干的活很细致∶中川带着一个人，用锋利的剃刀刀片倾斜着割进女人的皮肤，划开大约四到五公分长的裂缝，另一个人用钳子夹住这一片皮肉的边缘，把它向下拉开一个口子。鲜血从里面溢出来在她的背上流淌着，事实上女人的大半个裸背都已经像是涂过红油漆一样闪闪发亮。

　中川事先戴上了薄橡胶手套的两只手上也同样是血淋淋的，他的眼睛有点发直，以一种镇定也许是麻木的态度，把刀片一次又一次地割进肉中，每次往下移动一点距离。

　现在正处理的已是姑娘的臀部了。野山蹲在另一头，每过几十秒钟就把姑娘的头从铁床上提起来看她的脸。要是发现她正在失去知觉，便作个手势让这一边的人停止，於是他们就停下来让她缓一口气。要是觉得她还算清醒，便像一只鹦鹉似的讨厌地追问∶「联系人是谁？发报机在哪里？」

　他像卖过时货的商人那样对我讨好地笑着∶「她快要不行了。」

　我站到野山的旁边弯下腰，姑娘散乱的眼光茫然地看着我们，每当她的皮被铁钳往下撕开的时候才拧紧了眉眼，几乎像是忧伤似的叹息一声。野山一连串的追问似乎使她有些不知所措，她断断续续地说出一些彼此并无联系的词汇，例如是∶「可可┅┅在，鸡窝里┅┅妈妈呀┅┅老赵，高个子。」

　野山如获至宝地用另一只手把这些东西潦草地记在一些纸片上，旁边的地上已经散落着好几张这样的纸片了。我捡起一张来看了一眼，很快就发现她是在来回地说一些同样的东西。这也许有用，如果她针对某一个问题总是回答同一个词的话；也许没什麽用，她可能是在强迫自己默念某一个正好想起来的场景。

　她的声音含混起来，又开始昏睡过去了。

　「停一停吧。」

　他们把她全身的束缚一处处地解开，把她在铁床上翻过身来。和她的背面一样，姑娘的正面从锁骨下方开始直到膝盖为止挂满了一条条向外翻起的薄薄的皮肉，看上去有点像她的乳房、胸脯和肚子上咧开了许多惨笑的嘴唇。因为用水反复地冲洗过，血已经止住了。这是中川一个上午的工作。

　中午在我的队长室里她的黑罩衣下遮掩着的就是这样一副躯体。

　往她脸上淋水，又给她灌了点二锅头之类的中国烧酒，我们挤在她的身边着急地问∶「可可是什麽？」

　「鸡窝在哪里，哪里的鸡窝？」还有「老赵在哪里？」

　「鸡窝，什麽鸡窝？」

　「你刚才说的，」我从地下捡起一张纸念道∶「问题∶发报机在哪里？回答是∶鸡窝，鸡窝。」

　陈惠芹很慢地做出一个算是苦笑的表情，看起来像是在哭∶「我痛昏了，我不知道我说过什麽，也不知道那是什麽意思。」这就是她对所有问题的唯一的解释。

　我把那个酒瓶举起来给她看∶「你知道这是什麽吗？你知道这里面的东西倒在你的伤口上会有什麽样的感觉吗？」我以一种夸张的客观态度告诉她，在这间屋子里倒光了酒以後的空瓶子还能干什麽用，可以把它的底敲掉，按在人身上往下划∶「皮肉会变成一条一条地往旁边翻开，就像是牛拉着犁犁过水田一样。」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如果划的地方是你的两肋，那下面的肋骨都会一根一根地暴露出来。也可以找那些肉厚的地方，比方说男人的屁股，把酒瓶敲碎的那一头按下去转一圈，再转一圈。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在我们这里也待了两天了。现在帮我想一想，如果是个像你这样的姑娘，酒瓶还能用来干什麽呢？」

　旁边有人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

　「告诉我，姑娘哪里最怕痛？」我更加和蔼地问。

　她已经哭了一会儿了，眼泪无声地从她闭着的眼睑下一滴接一滴地溢出来，流过脸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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