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里？」

　她哽噎着说∶「不要，别再打我了┅┅我，我┅┅」

　我和宪兵们一起满怀希望地盯着她的脸，她停了一会儿，没人敢催促她。

　「别再打了，别再打我了┅┅」她断断续续地反复说着，始终闭着眼睛。

　「孩子，这没有用。」我厌恶地把酒瓶子摔到地上，玻璃的破碎声吓得她打了个冷颤。「你把那些混帐东西都交出来，然後我们，我和你，就都可以回去睡觉了。」

　结果我们，我和她，都没能回家睡觉。

　酒瓶已经摔碎了，我们用的是食盐。颗粒很大的粗盐，用勺子舀起来撒在她的身上。从她的乳房开始，中川用戴着手套的手认真地把盐粒搓进那些撕裂开的伤口里。他干得像刚才使用刀片一样细致准确，每一处分到一小撮盐，抹匀，再用力把那些尖锐的小颗粒按进细嫩的肌肉纹理中去。

　野山继续饶舌地安慰着双眼凸出在眼眶之外，神情疯狂的陈惠芹∶「现在才刚弄到胸口，下面还有肚子，还有大腿，中川还会把你翻过来，接着腌你的背脊和你的屁股。你还要忍很久很久呢┅┅要不你就说出来吧，我们马上用水帮你冲掉，让医生来给你涂上药膏，那样的话你马上就不痛了。」

　一个小时後中川做完了她的正面。有一种周期很长的痉挛从女人的体内深处发动，慢慢地经过腹部和胸脯向上传递，最後到达她的咽喉和口腔，她的唇和舌便在一阵急剧的抽动中吐出几口黄绿带血的胃液。两三分钟後，再从她的腹部启动下一波。

　姑娘的下身似乎也同样受到影响，几次抽搐过後，她的两腿之间已是杂乱不堪，於是把水桶提过来冲洗铁床。

　中间又问了她一次，通知姑娘说要把她翻过来处理她的背了。

　我独自去吃晚饭，把中川和野山留在那里。在吃饭时我首先决定用晚上的时间认真研究一下那些纸片。

　当时我头一次觉得这个姑娘可能会坚持得比我预计的更久，我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对局面失去控制的恐惧，一时觉得背上又冷又湿。万一，她不仅仅是现在什麽也不说，而是永远地无止境地像一块没有生命的橡胶那样什麽也不说我该怎麽办？如果她最终能合作地交代一些事情，即使时间略晚一些，她那些上下左右的同志们全都跑光了，我至少还能得到一架破机器，还能就她们的组织结构、工作方法搞出一份报告来。毕竟这还是军队少有的几次窥探到了那个神秘组织的一角，也许××中佐召见我时脸上还会留出一丝笑容。

　但是，如果我在最终不得不交出的报告中写着如下的句子∶「经过努力地流汗工作，未获得有价值线索，疑犯在押（或疑犯已死亡）」。

　一直到那时陈惠芹都只是个嫌疑犯！我连她到底是个什麽都没弄清楚。

　由於恐惧和愤怒，我有些失去了控制。我回到二号室，几个宪兵正在桌子後面吃饭。陈惠芹曲起膝盖靠着墙壁坐在地下，有人正给她喂粥，她很老实地张着嘴。

　我让那个上等兵把东西放下，再来一个人一起握住她的手臂，把她提起来贴墙站直。我昏头昏脑地转了两个圈找到一把铁钳，夹住乳房顶端那一朵原来是乳头、现在已经像是一小棵掰开的烂花菜似的皮肉，我紧盯着它在钳子的钢齿中变成红色的肉泥从旁边流淌下来。

　姑娘用整个身体往一边撞过去，和抓住她右臂的那个宪兵一起摔倒在地上。她抱住自己的胸脯在墙角落里来回地翻滚，周身遍布的伤口重新开始渗出血来。

　我喝令把她照原样摆好，手脚捆紧点，一边顺手把铁钳插进炉火中。再加两个人，把她拖起来按到墙上，拉开手臂套进砖墙上固定着的铁环，脚腕捆在墙脚边的铁管上。

　他们这样忙着的时候，我踢一个宪兵的屁股∶「笨蛋，分开，分开！」我是叫他把姑娘的两条腿分开一些。

　陈惠芹现在悬浮在墙面上。我用一块厚布裹着把手把火红的铁钳从炉子里抽出来。她还剩下左边的乳头，一开始有点滑腻的感觉，像是夹在一块肥皂上，腾起了恶臭的烟雾，然後就有了结实的质感。

　我继续用力压紧铁钳的把手，咬着牙向旁边扯开，带下很长的一条皮肉。

　「　她，弄醒她。」

　等着把她弄醒等了很久。

　「剪刀。」有人递给我一把剪刀。

　我的鼻子几乎已经挨上了陈惠芹血肉模糊的裸体，她那张汗淋淋的脸就在我的眼前不到十公分的地方，浓重的汗气和强烈的血腥气迎面扑来。我的手在下面摸索着，用剪刀把小阴唇横着剪开一条一条的裂缝。

　她把一口带血的唾液吐在我的脸上，这是温和的陈惠芹唯一的一次反抗。

　「盐。」我说，有人递过来一个盐罐。

　当晚我仔细地研究了那些野山记在纸片上的东西，把相同的部分归到一起，看看她对同一个问题是否用同一句话来回答，或者回答同一个问题的是不是类似的词，我甚至去数它们针对某一个问题出现的频率。最後我终於相信这些都是垃圾。

　第四天

　我亲自带人去陈惠芹任教的学校，野山去陈惠芹在五山路租住的房子。命令上岭那边的行动组重新检查陈惠芹住过的江岸旅社以及那天中国特务跟踪她在镇里走过的路线，不管我本人怎麽想，还是列出了检查时需要重点注意的单子，诸如什麽「赵姓的人」之类。

　整整一天那间中学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我的宪兵们四处询问的唯一问题就是看到谁跟陈惠芹来往密切。把有人指控的老师和学生都带进留出的教室里拘留起来。我的设想是如果运气好的话，陈惠芹的一个同伙就在学校里，那样我们也许有希望把他扫到网里。不过这很不可能，更可能有帮助的是那些与陈惠芹关系较密切的人会提供关於陈惠芹各方面的情况，然後从中找出有用的线索。既然从中心一时无法突破，先清扫外围是唯一的选择。

　野山在五山路那边也同样地干着。在此之前一直派人监视着这间陈惠芹租的房子，不过并没有什麽有意义的发现。

　这样做的严重问题是∶如果我昨天的分析是正确的，即陈惠芹被捕的消息由於某些原因没有被传递出去，那麽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它通知全城的人。这样的两难处境是使我昨天既愤怒又害怕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件事没有止境地拖下去，而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疯了的姑娘开口供认一切上。这是我昨晚最终得出的结论。

　最後我们带了十多个人返回宪兵队。顺便说说，我们在陈惠芹的学校和住处里都没有发现有什麽东西可以和所谓的鸡窝等等对得上号的。但是我们逮捕的人中有两个姓赵的∶一个是教数学的男老师，有人说他好像和陈老师关系不错，而且他的个子比较高。另一个是给学校看门的老头，除了他姓赵之外，因为我记得陈惠芹第二天的假口供中说指示是送到学校门房的，人在编造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加进真实的情节。

　让所有的宪兵每人带一个中国Ｊ。Ｃ进行突击讯问，昨天夜里我已经列出了需要的问题清单，他们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以後我会让野山去对付那些记录。

　我自己对付那个姓赵的赵联松老师。乏味地问过姓名、年龄之後，便让他自己说和陈惠芹的关系。他说跟陈老师没有什麽特别的关系，好吧，这不要紧，我要他一次一次地回忆，哪一天，或者大致上是哪一天，如果碰到过陈惠芹，说了些什麽，当时有没有人看到，又是怎样结束的等等。这本应是刑事Ｊ。Ｃ的工作，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出来是谁，在什麽样的情形之下撒谎。

　日中战争中宪兵并不进行这一类细致工作，我们一向采取前分队长那样的方式，在遇到如陈惠芹这样组织严密的体系时便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在军队的控制区内，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检控、审判程序，也许秘密战就是如此吧。

　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快就回到熟悉的途径上来，我对赵联松声色俱厉地吼叫道∶「现在，把你参加抗日组织的经过说出来！」

　「我从来不反日，我只是好好教书，皇军弄错了吧。」

　「你是怎样指挥陈惠芹的？」

　「你自己受谁指挥？」

　「你们的任务是什麽？」

　他像个读书人那样为自己辩解，在许多细节上纠缠不清，努力着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以为那样就能合理地解释清楚他并不可能干出我所指控的事情来。

　「哼，你是不肯老实说吗？」

　他还不是太愚蠢，虽然已经很紧张地吓白了脸，但终於停止了唠叨那些琐碎的事，像下定了决心似的用简单的∶「不是」和「没有」来回答我的威吓，他心里肯定正在想着跟这些日本士兵没有道理可讲。

　「去看看隔壁的房间吧。」我们把他带到隔壁的二号室，满地的血迹还没有好好冲洗过，新鲜的都是陈惠芹的血，尤其是那张铁床。

　我用这些东西吓他，他仍然坚持用「不是」和「没有」来回答。於是把他的衣服剥光捆上手吊起来，我叫人拿了根木棍站在一边，他一开口否认便打，打得他连声惨叫，他只好乾脆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哼，装死不回答，以为那样就可以逃得掉吗？」於是就算不开口也用木棒狠打。

　这样搞到晚上，赵联松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半边脸肿得像个马蜂窝，一只眼睛完全睁不开了，他居然还能坚持着否认，没有顺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胡遍乱造，也算得上顽强了，我想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你知道我们为什麽找你吗？是陈惠芹招供的。你指挥她进行反日活动，为农村的土匪送东西。」

　虽然被赤条条地吊在房顶上的赵联松已经有些昏昏沉沉，但还是确实地吃了一惊∶「陈惠芹？这，这不会的。」

　「把他放下来吧。去把陈惠芹带来。」

　几分钟後，外面响起了迟缓的铁链声，值夜的宪兵把赤身的年轻姑娘扶进屋子。从早上把她交给军医山田之後就没有再打她，我想山田大概也就是用生理盐水给她洗了洗伤口，至少她的身上不再糊满血迹了，不过她从上到下看起来很不像样子。

　她无力地垂低着头，恐怕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赵联松。他们把她弄到我坐的桌子前面，面对着赵联松跪下。她不太跪得住，用铐在一起的双手支撑着伏到了地下，於是又拽着她的头发把她往上拉起来。

　「好好看看吧，共事两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吧！」

　赵联松面对着我坐着，他受惊的脸上渐渐地显出愤怒的表情，那是他自己被打得半死时都没有过的。从我这里只能看到陈惠芹挂满了碎皮烂肉的裸背，但是我听到她低低地叫了一声，十分惊讶。

　现在赵联松把目光投射到我的脸上∶「你们，你们怎麽能┅┅」

　「这就是反抗皇军的结果！」我起身绕过桌子插到他们中间∶「她已经供认了她的领导人就是你！赵老师，坦白出来吧，给你的下级一点面子。你刚才尝到的才是一点小小的开始，」我伸出一个小指头∶「两天以後你就会变成像她这个样子，那时候问你什麽你就会老老实实地说什麽。」

　他确实显得有些迷惑。跪在地下的姑娘似乎才开始明白现在发生的是什麽，她急急地说道∶「赵联松，我没有┅┅」站在她身边的宪兵狠狠地打在她的脸颊上，把她的头打得偏向一边，中断了她的话∶「不准说话！」

　「打他。」

　把赵联松拉开手和腿固定在墙面上，用烙铁往他的胸腹上烙了十来下，烫得他像杀猪那样地大叫。让陈惠芹跪在他身下抬头看着，她若闭上眼睛便拧她受伤的乳房。她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他┅┅我没有说过┅┅我不认识他┅┅」

　「哈，你不认识他吗？」她的脸上又挨了一记重击。我抽出一张纸片念道∶「三天前在走廊里，正好没有人，赵联松从後面追上我，说有一件重要的东西要送到什麽什麽地方去。晚上七点钟到哪里哪里等我。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赵老师，听到了吗？她已经讲得那麽清楚了，还不痛快地说出来吗？」

　看着姑娘痛苦的表情，「要增加压力，」我想∶「要让她看点特别的。」

　宪兵戴上那种从山田处拿来的医用手套，找了根铁丝捅赵联松的尿道。他把他的阴茎握在手中，转着圈往四面乱扎。

　他「啊，啊」地尖叫，腹部的肌肉在皮肤下面激烈地抽动，好像里面关着一群什麽小动物，被捆住的双脚在地下乱跳。

　「不是他。不，不是，你们弄错了。」陈惠芹喃喃地低声说，她抬起头看着我，显得十分慌乱和无助。

　「是吗，不是他吗？那麽是谁？」

　她像吞下什麽乾硬的东西似的突然噎住了。

　铁丝被拔了出来，流下少量的血。

　「再干！」

　「别，别，不要再扎了┅┅」赵联松失魂落魄地盯着那段铁丝。

　我们的注意力却是在陈惠芹身上∶「说出来，你受谁指挥，我们就放了他。不肯说，我们会有办法让他说的。」

　赵联松在一旁又呜呜地惨叫起来，铁丝第二次扎了进去。

　小姑娘在宪兵的手中挣扎了一下，勇敢地说∶「赵联松和我做的事都没有关系，你们这些野兽来打我吧。」没有人理睬她。

　赵联松在极端的疼痛中崩溃了∶「拔出来，哎哟，别扎了┅┅我承认，我都说出来。」

　可怜的家伙顺着我们的问题胡乱地编造下去。是的，他的确指示陈惠芹把东西带到乡下去交给土匪，是什麽东西呢？是什麽东西┅┅对，是药品，是西药。是谁去买的药呢？他又怎麽知道去交给谁呢？是谁叫他那麽干的呢？赵松想把这些全都说成是自己干的。

　我们在这里多花了些力气，事实上又狠狠地捅了他几下，再给他提供了几个名字。他最终把他们的中国校长、他的教师同事、他班里的学生全都牵扯到这个阴谋里面来了。

　「哈哈哈┅┅陈小姐，你们有很多同志啊！想想看，有没有被赵先生漏掉的人吧？我会把他们全都带到这里来，让你看看我们是怎样一个一个仔细审问他们的。」

　我已经说过，陈惠芹是一个十分坚强的女人，这并不仅仅指她在忍受酷刑时的表现，而且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的方面。今晚一开始她由於猝不及防，确实有些慌乱，但是这一场闹剧演到现在她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认定她自己对这件事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她向前瞪着眼睛，但是视线的焦点根本就不在赵联松身上，似乎是在那个男教师身後某个遥远的地方，对我的威胁她也同样无动於衷。

　「赵联松，你还故意忘了两个人吧？」我对已经从墙上放下来，瘫在一张椅子上的赵联松说∶「你太太不是保管着你们组织全体人员的名单吗？我记得，你的大女儿有十三岁了，你们也叫她干过什麽吧？」

　到了现在，赵联松不会不明白这只是一场表演给陈惠芹看的残酷游戏，而他仅仅只是一个道具而已。他突然扑倒在陈惠芹身前∶「陈老师，惠芹，惠芹，求求你都告诉他们吧。」他在姑娘的膝盖前痛哭起来，陈惠芹连眼睛都没有再动一下。

　快天亮了，我需要找个安静的地方阅读前院的那些审问记录，临走只是吩咐他们∶「继续问那个女的，别管这小子了。」

　以後确实有人向我建议把赵联松的老婆和女儿也抓来算了，他挨了我一个耳光∶「混蛋，这也是你考虑的问题吗？」

　首先，对中学的大搜捕没有找到值得特别注意的对象，有些人在恐惧和毒打中像赵联松那样供认他自己就是反日分子，或者胡乱地指控其他人，这一类的蠢话都交给其他人去处理。

　看起来陈惠芹给她同事们的印象是文静的、老实的，就像她在讯问室里给我们的印象一样。她在学校里与人交往不多，往往一下课就不见了踪影。不，也没有什麽外面的人来找她，学校的校长甚至认为她上课很马虎，他抱怨说在现在的局势下难以找到合适的候选人，否则他可能已经把她解聘了。

　按照我的要求记录了许多被讯问人与陈惠芹的来往细节∶谁到她家里去过？谁没有去过？谁在什麽地方碰到她？跟她谈过什麽等等。眼下这是我们唯一能弄到手的东西。

　有些价值的事情是确实有一些陈惠芹老师的信件送到学校的门房，讯问人让门房的赵老头把那个经常出现的送信人仔细地描述了一番，这也许表明陈惠芹被捕的第二天关於联络方法的供认有一部份是真实的。

　陈惠芹租房的房东和邻居也被扣押在宪兵队大院的拘留室里，拼命要他们回忆，来找过陈惠芹的是些什麽人？长得什麽样子？大致是什麽时候？有没有一定的规律？

　※?译注∶经查证，日军占领时期，中国北方某些地区的所谓国民高等学校相当於初中与高中。

　最後一个月

　每天一大早，值夜班的宪兵下岗时便去把她拖起来，因为有人认为囚犯应该遵守规矩。起来後让她站到木栏前，把双手铐在木栏杆上与她自己的脸齐平的高度。然後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具体数字和轻重程度，取决於那个宪兵当时的心情。

　隔几天，会安排两个宪兵下去，就在地下室里对她一直审问到中午。所谓审问，无论她是否回答问题仍然要变换各种方法折磨她一个上午，差不多会持续三个小时。审问的方式是由当日轮到的人任意决定的，如果想灌水，便给她灌进一桶水；如果喜欢用电，便把电线接在她身上什麽地方断断续续地通电；他也可以用开水淋她的身体、用木棒压她的膝弯，或者随便他想像出来的能使人痛苦的方法。唯一的规定是「最好」不要把她弄成重伤恢复不过来，当然更要防止把她一下子就打死了。

　几天後，那姑娘就被各种希奇古怪的方法折磨得不成样子。她的锁骨下方被烧红的铁条穿通了两个洞，有人在审讯时喜欢用绳子穿过这里把她系在後面的墙上；有人试验用铁丝像捅男人的阴茎那样去捅她的尿道；有一次她被人用缝被子的大针把嘴唇缝在一起过了整整一天∶「嗯，还是那样不说话吗？缝起来就什麽也不必说了。」

　以後残酷的程度越来越升级，姑娘的左手掌和左脚掌各被烫穿了一个洞，里面露着白色的骨头。有人来请示能不能割掉她几个指头，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们用烤红的钳子把女人被挑中的那个脚趾或手指上的肉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最後再夹碎裸露出来的趾骨。不过这些都是最後几天中的事了。

　在这样的审讯结束之後，无论她有多痛苦，仍然毫无例外地把她铐在木栏杆上，一直站到，或者如果站不住的话，就像一个口袋那样挂在木柱上挂到晚上。

　每天晚饭後都把她押到前院去，让她待在五间拘留室边上的警卫室里，然後从拘留室中逐个带出男囚犯。

　大多数男犯人都已经被宪兵打怕了，叫他们做什麽他们就会老老实实地做什麽，对那些顽强些的犯人，他们的办法不是打男人，而是去打躺在一边的女人。「啊，你很爱惜你的同胞是吗？」用根棍子折磨那姑娘∶「看，你不干她便是这样。」

　开头几天是把陈惠芹送到警备队那边去的，後来据说传出了抱怨，说像是抱着一块刚从钩子上放下来的生猪肉。的确，她身上从来没有断过新鲜的刑伤，而且她的下身已经完全不能形容了，於是改成使用囚犯。

　虽然这一切完全是按照我的命令，但我本人从来没有亲自带她到拘留室那边去过。在队里自然有人对这事特别感兴趣，他们虽然不必就详细的经过对我作正式汇报，从那几个家伙吃饭时露出邪恶的笑容嘀嘀咕咕的样子也能想到他们在那边会让陈惠芹受到什麽样的对待。其中一个家伙在轮到他审讯时，用钳子拔掉了那姑娘嘴里正面上下的好几颗牙齿。

　每天晚上十点多钟，我独自坐在队长室里都会听到一阵单调的铁链声从院子一头响到另一头，伴随着它的是一双军靴沉重的脚步声，它们渐渐地隐没到地下室中。在那下面，押送她的宪兵还会用皮带抽打她十来下，这以後姑娘才被允许在地下铺着的破毯子上躺平身子。可是对於她来说，这一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值夜的士兵大多数会在午夜之後大步走下台阶∶「肮脏的母猪，起来，爬起来！」

　当地早晚的温差很大，那个月份在深夜里已经相当地寒冷，哨兵在夜间执勤时往往会乾脆穿上军大衣。但是因为一直没有下雪，我们认为还需要加强效果，於是会在每天半夜最冷的那一段时间里把陈惠芹带上院子，再给她准备好一桶冷水，强迫她用大木勺舀水从自己头上往下浇。

　「你不是个喜欢乾净的姑娘吗？好好洗一个澡吧。」

　「这样一勺能洗乾净吗？再浇水！」

　後面完全变成了恶作剧，裹在棉衣里的士兵拿着训练用的竹剑站在旁边。

　「洗澡是那麽简单的吗？慢一点，全身都要搓到！」要不就乾脆是∶「再洗一遍！」

　稍不满意便挥起竹剑，不管哪里「啪」地一声打上去。

　全身赤裸的姑娘被迫在露天里慢慢地表演洗澡的整个过程，一遍遍地把自己淋得透湿，在冰冷的空气中被冻得像开动起来的发动机那样激烈地抖动着。然後让她站起身围着院墙转圈，她便用戴着手铐的两手勉强遮挡在水淋淋的胸前，哆哆嗦嗦地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地往前蹭。

　每天总要把她这样冻上一个钟头吧，如果轮到哪天值夜班的家伙觉得特别乏味，偶尔也会有整个晚上每隔两个小时就去把女囚犯弄到院子里转几圈。

　虽然地下室中已经生起了火炉，她被送回下面後，和她关押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子要哭着把她冰凉的身体搂抱半天才能使她恢复过来。从那次绝食後一直让这个女学生和陈惠芹住在一起，由於陈惠芹几乎整天都被束缚在木笼边上，跟本无法正常地生活，便让这个女孩子留下来帮助她，实际上每天的两顿饭都是她喂陈惠芹吃的。据说两个姑娘的感情很好，後来有人报告说，看到女孩四肢着地趴在地下，让铐在栏杆上的陈惠琴能坐在她背上休息一会儿。

　在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第二天，审讯者让陈惠芹趴到地上，用烧红的铁千捅她的臀部，在两边捅了几个一两公分深的洞∶「这样大概请你也不敢坐了吧？」

　到这时我们至少已经彻底地搞垮了她的身体，因为胃里被反覆地灌进了大量的冷水，她的消化功能已经完全紊乱，呕吐成了她日常的神经性反应。差不多每次下到地下室里，我们总是看到她把头顶在木头柱子上，两肘死死地紧压着自己的上腹部，一阵一阵拼着命地想要再吐出点什麽东西来。

　我们毫不怜悯地利用这一点，给她吃更硬、更粗糙的食物，把供给前院囚犯的掺糠的玉米面窝窝头在屋外放两天，冻得乾硬开裂了才扔到木笼里去，让女学生去喂陈惠芹。中川的威胁仍然有效，她不吃完便痛打那个学生。

　实际上，因为每人一天就这麽两个勉强有鸭蛋大的窝窝头，姑娘们也确实很饿，她们流着眼泪使劲地往下咽，一会儿功夫陈惠芹的胃就开始剧痛起来。更吓人的是就在这时她又开始咳杖，因为同样被水弄坏的还有她的肺，两种反应加在一起，陈惠芹的表情痛苦得无以复加。

　轮到这天讯问的曹长不耐烦地在木栅栏外面踱来踱去，一直等了十多分钟，然後他给还在喘着气挺直了脖颈打嗝的姑娘打开手铐。陈惠芹用手背擦着自己嘴鼻边的污水，踉跄地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面对桌子自动地跪好∶这是每回审讯的规矩，她早已习惯了。

　开头在膝盖下面还要垫进盘起来的铁链，後来她越来越虚弱才免掉了，也允许她往後坐到自己的脚後跟上。

　跟着曹长的新兵把每天夜里给她洗澡用的那个水桶重重地放到她的面前，满满地盛着水，漂着那个木头勺子，得意地笑着的曹长坐在桌子後面∶「乖乖地喝吧，肮脏的畜牲！」

　姑娘一声不响，舀起水来慢慢地喝下去。她喝得很小心，生怕一不注意又会引发起没完没了的呕吐。她喝完了第四勺後抬起头来看了看军曹，日本人还是那样地笑着，那个新兵已经转到了她的身後，把皮带往空中抽得「啪啪」地响。

　她再低下头去喝第五勺水，然後「哇」地一声直喷出来，再像刚才那样死去活来地吐上很长一阵，这之後她就只有趴在地上的劲了。

　「完了吗？水桶在你前面，从头来过，再喝！」

　这样来回两三次才开始正式问问题∶「好好想一想，把去取电台的这三天从头再讲一遍！」

　到这时我对陈惠芹已经没有太大的兴趣，也许她还会说出一些地点和人名，可时至今日，那恐怕都像是树杈上的空鸟巢一样，鸟早已经满天飞了。

　但是需要弄清楚的事仍然要弄下去∶首先是电台的下落。自从供认出上岭的电台地址後，陈惠芹就一直坚持说她已经把发报机送到了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并不相信。白左机关的那个中国人一直盯着她，她没有传递东西的时间。

　「胡说！」用铁千猛戳她的两条大腿∶「我们一直跟着你。」

　「只有一个戴帽子的人跟着我，他被我甩掉了一会儿。你们去问他吧，他不敢说出来。」她这回没有上当，看来当时是真的发现了盯梢的人。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但是我决定不再追问下去，至少这算是给了我们一个借口，可以把这件事推到白左机关的头上去。

　陈惠芹供认，她是在上学的时侯去书店看书时被店主招募的，因此她在刚被捕时就连在何处加入组织的也不肯告诉我们。除了书店，她不知道店主的其它情况。

　对於我们还有一点希望的是从她的工作过程中找出额外的东西来，她过份频繁地去书店就不正常，还有与在上岭电台出现次数的差距。

　於是再打、再问。找了一根四方带　的粗木棍，用它反覆折磨着女人，那天破例干到下午。

　「可能，只是别人没有看到我吧。」抱着肚子浑身发抖的姑娘直到最後仍是这麽说。

　她提供了她通常去上岭乘的晚班车，下课後赶上那趟车，到站时的确已是晚上，当地农民应该已经睡觉了，然後在第二天一早离开。

　「那你整天往书店跑干什麽，是去喝茶聊天吗？」

　她很吃力地解释说，她开始确实经常去书店，可是那时的确是为了翻翻书。以後就去得少了，只在有条子送到学校门房的时候才去接受指示。

　把学校一方见到的送条子的那个人和书店里雇用的年青伙计作了比较，两边的描述似乎的确有些相似。那麽，陈惠芹真的不认识去书店的那个神秘女人吗？

　这个问题已经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这个月中每一次讯问就是翻来覆去地问上面这些同样的东西，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虽然就是靠这种方法来断定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恐怕得承认当时是有「对这样的女人必须严厉地惩罚」的心情的。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承认，但是为了取乐或发泄愤怒把犯人痛打一顿的事是的确存在的。

　从她体内拔出已经被血泄成了红色的木棍，用刀在　角上削出一根一根的倒刺，笑着给姑娘看。当他们重新在她身边蹲下时，她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腿，拼命地摇晃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他们只是把她的手拉开。

　痛苦到极点的姑娘胡言乱语起来∶女人叫什麽，是亲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妇，住在某一条街的某间旅社里。但是再问一次，便又随口说一个新的名字。

　就这样也使我们四处查问了很多次，我们只好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把陈惠芹铐在木栅栏上，让她一连站了四个昼夜，不给她饮水和食物，除了审讯外，一分钟也没有把她解开过。

　姑娘的手腕被手铐磨掉了几乎半个圈的皮肉，铁箍就直接卡在裸露出的腕骨上。她在半夜里凄惨地乱喊乱叫，那时她对我们这些审讯者已经很熟悉，直接用日语喊着山田或是野山的名字∶「快来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啦！」然後她可怜地看着匆匆跑下台阶的宪兵军官说∶「我要解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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