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答应替她考虑。她又支吾着：“昨晚批斗……把您捆疼了吧，因为……米主任在场，捆松了她又要……您别……”

　　妈妈轻轻地摇头，“不怪你。”

　　说着，二人一同到生产队的集合点集合了。

　　不知批斗进行到第几次的时候，因为公社里有干部下乡检查阶级斗争的开展情况，比大会批斗更可怕的游街还是降临到妈妈等人的头上。这天，我和妈妈正在吃晚饭，好心的邻居赵大婶就跑了过来，偷偷告诉妈妈：“我们家小凤说，明天开你的批斗会，开完了要游街，你可得做好准备。”

　　尽管妈妈一直很坦然，但听到今天批斗后还要游街，仍然是变了脸色，不过还是谢过了赵婶。

　　待赵婶走后，妈妈的嘴唇紧紧咬了一下，是想哭而忍住了，然后抱住我的头，对我说：“妈明天要游街，你怕不怕？”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更不会安慰妈妈，只是低着头，不说话。

　　第二天的批斗会后，果真游街了。那时的革命群众极有创意，他们让林大可的嘴里叨了几双女人穿过的臭袜子，造反派令妈妈和鹿老师分别立在林大可的两旁，然后按住二人的脑袋，将三个人的脑袋贴到一起，用一根绳子连接着，又命令妈妈和鹿老师从两旁用嘴咬住林大可口中露出一截的臭袜子，然后在枪托子和皮带的驱使下，三个人弯腰低头，蹒跚着开始了游街。

　　因为三个人的脑袋被紧紧地拴在一起，林大可正面向前走时，妈妈和鹿老师便只有侧着身体艰难地行进。林大可脖子上的大牌子是铁制的，估计足有二十斤重，他又被强制不能直腰，而必须保持弯腰的姿势，三个人的屁股便呈一个分开的花瓣状向前移动，那样子极滑稽，也极悲惨。

　　群众可高兴了，一路上振臂高呼着革命的口号，揪头发、抽嘴巴、吐唾沫，弄的三人全身满脸全是肮脏的痰渍。

　　三个人就这样，在民兵们的押解下，在革命群众的夹道欣赏下，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地走着。直到走完了全镇所有的大街小巷。

　　从那之后，妈妈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被从学校开除，到了妇女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

　　原来已经被当权派林大可取消了的掏大粪、扫大街等惩罚性的劳动，又一次降临到妈妈头上，每天早起，妈妈便扛着扫帚，到划分给她的街道上扫街，每天下午收工后，还要挑着大粪筒，去挨家挨户地掏粪。所有这些，仍然是白干而不给工分的。

　　　　　　　　　　　　　　　　（二）

　　在我蒙蒙胧胧地进入青春期时，我遭遇到了批斗，但那时的批斗已经不太残酷，而多数是为了完成任务式的走走形式而已。

　　我的第一次挨批斗其实全没有任何原因，就是上边公社有指示了，说我们学校阶级斗争的火焰明显落后于其他地方，要赶上去，要扩大要深入要揪出新生的阶级敌人，于是，全校所有的六年级以上的四类家庭出身的子女们，一个不拉地被批斗了一回。

　　我们那个地方，文革时实行的是义务九年教育，也就是所谓的高中普及教育，从一年级读到九年级，算是高中毕业。其中一至五年级算小学，六七年级算初中，八九年级算高中。这只是那时这么个叫法，如果按今天的教育程度比，什么也算不上。

　　我这一年，正在读八年级。

　　这天上午，班主任将几个红卫兵骨干和我们班全部共五个四类子女叫到了办公室，然后义正辞严地宣布：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的攻势，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狗崽子们必须进行批斗，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并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深度与广度进军。

　　召开批斗会也是要有一定的准备时间的，不是说开就开的。

　　批斗会的准备阶段内，这天下午劳动结束后，我正在院子里用自家的压水机压水，帮助妈妈洗白薯，蓠芭墙外，蹑手蹑脚地走来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走近了，才知道一个是我们班的四类女同学仝玉兰，一个是她的妈妈。

　　来到我家门前，那女人看了一眼左右前后，做贼一般地对我妈妈说：「你们小北跟你说了吧？」说着话又是缩头缩脑地左顾右盼一番。这不怪她，那年头两个同样出身不好的人在一起嘀咕是很危险的。

　　妈妈不解地看着她，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解地，「什么事呀？」

　　那女人又是一番左看看右瞧瞧，才小声地贴近妈妈说：「孩子要挨斗了，你们家小北也要挨斗，六年级以上的出身不好的学生都要挨斗。」

　　妈妈回过头，并不太吃惊地又看了我一眼。又听那女人继续说：「你说我们大人挨斗也就算了，这么大点的孩子也挨斗，我们家玉琴多老实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那撅着，让孩子怎么受呀！」

　　「那您这是……」妈妈问她。

　　「找找他们班上的赵小凤说说，就别斗了呗。她在班上吃的开，在学校都吃的开，说话管用。」

　　妈妈大概不相信，但也不好驳她，就怀疑地支吾着：「那……能管用吗？」

　　那女人似乎很骄傲地，「我娘家二嫂，跟赵小凤她姑父是一个村的，还沾点老表亲……」

　　妈妈仍然只是支吾：「噢……那……那您就……试试。」

　　「咱们一块去说，你和她们家住邻居，你又是老师，教过她……」

　　正说着，赵小凤从外面回家，到了我和她家共同的门口，她先是略带羞涩地叫了妈妈一声，「郑老师」，又爽快地问仝玉兰，「仝玉兰，你在这干吗呀？」

　　我家和赵小凤家紧挨着，只隔一道不到一人高的什么也挡不住的土墙，但仝玉兰家距我们很远，在村子的西北角，所以在这里碰到她，赵小凤感觉有点意外。

　　「我……」仝玉兰本来胆小，这时就更是又羞又怕的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看她妈妈。

　　「哟！小凤，嗯……你看你和玉兰还是表姐妹呢，平时你就照顾她，你看这次批斗会能不能……」

　　赵小凤听到这里，脸上一下子笼罩了阴云，将好看的小脸侧歪着扭低了下去，小嘴也努了起来。

　　「小凤，你看，我们家本来也就是富农，跟地主不一样，要是定成分时再划低一点，也就是上中农了……你是干部，你给说说……」

　　我不愿意再听她们的，便端起已经洗好的一盆白薯，回到了屋子里。

　　就如我妈妈认定的，仝玉兰妈妈的活动一点没用，包括仝玉兰在内，挨斗的我们五个人一个也没少。

　　批斗将在周六的下午进行。周五这天上午第三节课时，我们班的班长——那时叫连长——汪海龙奉了不知谁的指示，将我们五个准备挨斗的四类子弟召集到大会议室，进行了严厉的全无任何理由的训斥，无非是要我们在挨斗时必须老老实实，如何地低头认罪等等。

　　和我们年龄一样大的汪海龙神气地坐在本来是老师才能坐的藤制的圆椅子上，上身微微向后靠着，冷冷地盯着我们，审视着我们的脸。我们五个则面对着他站成一排，全都低垂着脑袋，听着他满嘴的革命宣言。

　　三个女生先后开始了啜泣。这让汪班长更加地光火，他用教鞭打了一下办公桌，大声喝斥：「不许哭！四类狗崽子，要你们向人民认罪，还委曲你们了吗？知道你们是吃什么长大的吗？是吃劳苦人民的血汗长大的，现在贫下中农翻身了，你们难道不该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吗。」

　　「汪连长，我们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上哪去吃人民的血汗呀？」我向来不服汪海龙，也就回了他一句。

　　这一来，他更气了，站起身走到我面前，「鲁小北，你放老实点，不然批斗时他们可以不捆，单独把你捆起来。」

　　我一脸鄙薄地迎着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房间里的空气变的紧张。

　　正对峙间，我们班的班主任侯老师进来了，她走到我身边，对着我说道：「鲁小北，你老实点！」

　　因为距离近，她说话时的吐气，全部地被我吸收，一种只有女人才有的味道，我的脑袋里竟然有了某种激动。

　　侯老师叫侯茹，是因出身好又敢于斗争而被推荐到省里读大学，毕业后仍回到农村任教师的。说是大学，只是那时的讲法，用今天的标准，其实也就是两年制的中专。但在当时，能推荐到省城读中专的，那可比今天读剑桥博士还牛逼，所以可知当时侯茹的身价。对了，她还是我们学校「从头越」造反战斗队的第二号首领。

　　侯茹还是个美女，不论用当时的标准还是今天的标准，她都称得上美女。她可不是那种小家碧玉般的美女，她那细细的长长的眉毛，单眼皮下面的大而黑的眼睛，那有点上翘的秀气的鼻子，让她有着某种令人不敢对视的冷艳与霸气。我也一样，我喜欢偷看她，但却怕她。

　　她见我低下头不动了，又说道，「鲁小北！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知道吗？」

　　「是，知道了。」我低头垂立着，小声地回答。

　　说真话，我特怕她，尽管她比我也不过年长三四岁。这怕，起缘于一次见不得人的事。有一次劳动课，我被责令回家取手推车。当我一个人走到一处女知青住的集体宿舍前边，我被窗台上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球鞋强烈地吸引了，那年头农村人是穿不起也买不到这样的鞋子的。鬼使神差般，我在那窗台前停住了脚步，偷偷拿起一只鞋，这才发现那鞋里还塞着穿过而没洗的袜子。我的心咚咚跳着，将那臭袜子从鞋内取出，放到鼻子下面，啊！好大的味道，我将那鞋那袜子使劲地紧紧贴到我的口鼻之处，贪婪地狂吸……

　　「味道很香吗？」正在我进入到仙境般的状态时，一个好听的女声从我的背后传来，正是「从头越」战斗队的二号头目侯茹、侯老师。

　　我的眼前一下子全黑了，手里拿着那鞋袜，整个的人全木在了那里。好半天，才终于反应过来，慌忙地将鞋袜放回原处，使劲地低下头，小声地，「侯老师，我错了……」

　　「你个流氓，你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吗？」

　　正在这时，几个女知青从外面走进了小院，看到我垂首受训，远远的就和侯茹打招呼，又问我又犯什么罪而受训。

　　「他想偷吃转莲，正好被我看到。」她回应那几个城里的女知青说道。

　　听她这样说，我几乎没反应过来，呆呆地抬头看了看她，又转头，这才发现那放鞋的窗台上，真的有几个收割下来的浅盘子大的转莲（向日葵）正摆在窗台上。偷吃生产队的转莲和偷闻女知青的鞋袜，那对于我的声名可是大不相同的。那一刻，我象是正在向着无底的深渊坠落而注定要死的人，突然被一只无形的大树挡住又活了过来似的，向着侯老师，感恩地低下头。

　　那几个知青哄笑了我几句，侯老师又训斥了我几句，就让我走了。

　　自从那件事后，我就特怕她，而且一直持续到日后多年。

　　下午劳动课结束时，值班的老师告诉我，要我晚上到大队部去开会。甭问，又是对我们几个四类崽子的会前教育了。

　　晚饭后，刮起了六级大风，天也阴的伸手不见五指，我顶风到了红卫兵大队部。吃惊的是，我以为全校的所有四类子弟都要来的，可这时的大队部只有赵小凤一个人。

　　见到没有别的人，我稍稍放松了一路紧张着的心，问她，「赵富春（也是准备挨批斗的四类子弟）他们怎么都没来呀？」

　　她是播音员，这个大队部，同时也还是全村的广播站。此时的她正在摆弄着扩音器，见我问话，便头也不回地回答我，「就你一个，人家表现都比你好，用不着来。」

　　我突然感到害怕，又想再问她，她却回头冲我示意了一下，要我不要出声，我知道，她的话筒已经打开了。于是，通过她的朗读，通过设置在全村各个路口的高音喇叭，将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传达到每户社员家中。

　　我不再出声，因为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便静悄悄地坐到一个椅子上，无聊地拿起一本红宝书翻看着，听着她、也看着她铿镪抑扬地广播。

　　赵小凤长的算是很美的，中等个头，胖呼呼的，长着一副北方人不多见的小圆脸，薄薄的异样的嘴唇。那脸蛋，那神态，都象极了台湾歌坛美少女组合ＳＨＥ中那个短发少女，十分的泼辣，有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其实我们关系不错。因为她喜欢和男孩子疯闹，我们又同班而且邻居，平时在一起玩的还是多的，但阶级斗争是不能讲这些的，他的父亲是个老八路，现在还在公社当干部，而我的出身是地主反革命，这就注定了我与她便只能分居两个阵线，一个挨斗，一个斗人。

　　她念完了，关掉了扩音器，转过身，这才发现我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于是十分吃惊地对着我，「四类崽子，谁让你坐着的！」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尽管我也知道，这个专用于对我们这类人实行专政的地方，是万万没有我们坐着的道理的，但……我想毕竟我们是同学又是邻居，而且此时的大队部里并没有第三个人，我才认为没必要弄的那么正规的，谁承想……唉！

　　我极不自然地垂手立正。

　　她对我的喝斥，与我被其他革命闯将的喝斥、与她喝斥其他的四类分子相比，并没有两样，但在这样的只有两个人的房间里，作为天天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同学，作为只有一墙之隔的邻居与幼年玩伴，一下转变成专政与被专政的角色，真的感到有点那个。

　　大概她也有着同样的感觉，半天不做声后，她又对我说：「算了，你还是坐一会吧，一会还得撅着呢」，说完，又补充道，「一会他们来了你要老实点啊。」

　　我重新坐到椅子上，但已经感到事态的严重。

　　「噢对了！」半天无语的她，突然叫了一声，然后用头向墙角搁着的几块青砖示意了一下，「那五块砖，你自己用绳子把它拴好，一会他们进来自己挂脖子上，然后撅着」，说完又补充，「本来说让你从进门开始就吊着砖撅着的。」

　　我转过脸，看着那几块青砖，就是当时普通的盖房用的青砖。当时四类分子挨斗，撅成喷气式时，脖子上经常要挂上这么一摞砖的。可我……从没挂过，而且，我认为今天晚上不应该这样斗我。

　　见我没动，她有点急，「动不动呀你？」

　　我没办法了，便磨磨蹭蹭地蹲过去，用一根麻绳将那五块砖拴成一摞。

　　她走过来检查了一下我拴的情况，又用手拎了一下，「哎呀！好沉呀！」

　　「那……挂三块不成吗？」我借机对她说。

　　她扬起好看的小脸，斜起凤眼，冷冷地看了看我，算是回答。

　　我坐在椅子上，她也坐在椅子上，等着即将到来的批斗。这滋味、这感受，并不比万人大会上的批斗好多少，只是我没有撅着而已。

　　又过了一会，计划中的，大门外传来脚步声，我正犹豫着，赵小凤却小声而急促地冲着我说道：「站起来撅着！」

　　我加速地站了起来，先将那摞砖挂脖子上，然后自己低下头弯下腰撅着，双臂也自动地背到背后。

　　进来的是三男一女，全是八九年级的男生，也全都是「从头越」战斗队的成员，「哎！赵小凤，不斗了，卫老师他们有事。」

　　几个人说完，看了一眼撅在屋子中央的我，大概真的有什么很急的事，又急急地走了。

　　待那几个人走后，屋子里又只剩下我和赵小凤两人，我想我应该没事了，于是犹豫着该不该把砖取掉和站直了，可一想到刚才她的态度，又没敢乱动。半天，待确信那几个人已走远，才试探着慢慢地将上半身直起一个角度，偷看了一下，却发现她也正抿着薄薄的好看的小嘴，不出声地微微笑着，象是观察一件不明的飞行物那样观察着我，见我看她，才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谁发明的这种斗人的姿势，咯咯！难受不难受？」

　　我一下子变得又羞又怒，摘掉了青砖站直了身子，问她：「我走了吧？」

　　「等会跟我一起走，天黑，我不敢走。」她开始急急地收拾桌子上的东西。

　　我却没再理她，径直冲进了门外的黑暗中。

　　到了正式召开批斗会的这天下午，我比往常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侯茹老师说还要在正式开批斗会前再走几遍台。

　　那时有好多同学是没有午休的习惯的，我们到校时，教室里已经有好多的人。侯老师还没到，但红卫兵的连长指导员却全到齐了。我进教室时，赵小凤在看她主持用的稿子，汪海龙则在组织几个红卫兵骨干，积极地一遍又一遍地将已经早我到校的另外四个黑五类押着走上走下。

　　「鲁小北，快点！就你他妈的屄的来的最晚。」汪海龙大声地冲着我叫唤。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想还嘴，但嘴角动了一下，没有出声。我走过去，便被汪海龙等二人揪住。我想表现出一点不服气的样子，以保留点面子，但看看其他的四人正象个布娃娃般任人摆弄着，又嗅到今天的气氛，便没敢怎么，而也和他们一样，任汪海龙等人对我揪过来揪过去。

　　在一次押我下台时，因为汪海龙耸我的力太大，使我一脚踩空，全身向前裁去，一只脚踩到一名小个子女同学的脚上，而我正欲向前跌倒的头，则又撞到那女生的脸上。那女生尖叫一声，毫不犹豫地扬起手，「啪！」地一下，不偏不斜，正打在我的左脸上，打完，她还不忘骂了一句：「地主狗崽子！」

　　我还没完全进入到挨斗的角色，让一个小女生这般打嘴巴，还无法忍受，便奋力挣脱汪海龙扭住的我的手臂，一把将那女生仍然扬着的手抓住……

　　「地主崽子要耍流氓！」

　　「鲁小北不老实，把他捆起来！」

　　几个红卫兵喊起来，让原本就迟疑着不知该不该出手的我更加地迟疑，很是狼狈地将那只手放开。我的双臂再一次被汪海龙等紧紧地扭住。

　　这一下，很快让几分钟后即进到教室的班主任侯茹得知。她原本就不放心我，这下更是加重了她的担心，于是她很是气愤地命令我在几排课桌的中间空地上撅着，然后她坐下来，用教鞭一下一下地打着我从背后高举着的手臂，一句一句地教训着我，每教训一句，就要我回答一遍还敢不敢呀，认罪不认罪呀等等。

　　教室里空地不大，撅着的我身边全是围观的同学，近到好多人就蹭到我身上在那围观，我很怕即是班主任又是造反副司令的侯老师，老实地按照她的问话一句句应着。

　　这时，刚才那个被我撞了一下的小个子女生，还挤到我的面前，又一次抡起手，「啪！」地一下，打了我一个更响亮的嘴巴。

　　这第二次挨嘴巴，我一动也没敢动，仍旧倒背着手撅着。

　　大概这第二次挨嘴巴我没动让侯老师放了心，于是她对着赵小凤说批斗会可以开始了。

　　正式批斗开始前，我们五个挨斗的，还有十名押解的，在教室的后面站好，等待主持人的命令。前者五人全都羞的大低着头立正站好，后者十人则分站在我们身后，互相地看着，有的还小声地嘻笑着，也有的则在我们背后小声地警告：「老实点，让你撅高点，不老实的话，把你按到脚面上去。」

　　指导员——也就是我的邻居赵小凤——宣布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们带上来时，那十个红卫兵同学，便两个对我们一个地将我们押到讲台上来，一字排开，把我们的头用力向下压去，同时将我们的双臂从背后向上托举，使其直直地向后上方伸出，然后例行公事一般地将我们的双腿踢了几下，使其紧紧地并拢，他们就下去回到他们的座位上去了，我们五个便象已经听到「各就位」口令的游泳运动员一样，做着那样奇怪的动作，又象是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动不敢动地撅在讲台上，开始挨批斗。

　　至于批斗的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最先全是极其空洞的革命口号而已。象什么不忘阶级苦呀，牢记血泪仇呀，农民阶级如何在解放前吃苦受累养活了地主富农呀，地主资本家又是如何地剥削压迫贫下中农呀，如何听毛主席的话呀，如何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呀，等等等等。

　　尽管那时年轻，身体柔软性好，撅着这样挨斗，时间稍长，还是很累的，但更难受的到还不是这个，而是当着全班男女同学的面任人命令着、审问着、训斥着。

　　老老实实地长久地保持着那样的姿势，感觉特别的羞辱，而那时的红卫兵们，却从一般的批斗会上已经养成了一些习惯用语，总会在批斗进行中大声地命令：「某某某，给我老实点！」或者大声地审问：「某某某，那天在什么什么时候，故意破坏社会主义劳动工具，是不是你？」等等。这次批斗也一样，我们被问到的，便都小声地冲着自己的脚面回答：「是。」「是我。」

　　当然，也这样问到了我，是赵小凤问的，「鲁小北，你给我老实点！」

　　我撅着，背举着双臂，看着地面，听到她如此命令，便依惯例，小声地回答：「是。」

　　她又问：「上次锄棒子，偷摘生产队鸭梨吃的，有没有你？」

　　我回答：「有我……我有罪。」

　　其实，作为盛产鸭梨的我们那地方，劳动中口渴摘梨吃，几乎每个社员都有，但作为四类出身的我，是不许有的，如果有，就是犯罪了。

　　她又按惯例命令：「撅低点，手不许晃！」

　　批斗进行到十多分钟后，每个挨批斗的，在后面高高举着的双臂，便都开始不稳地晃动起来。我也一样，因为坚持不下去，双臂便落到后背上，但却不敢真的落下去，于是就自动地重新高举，但举不了多一会，又会不由自主地落下，于是不用命令，便再次举起，就这样反复着，不晃是不可能的。但每当听到主持者或革命群众的命令，双臂便要高高地举一下，并且要保持较长的时间不敢落下。

　　一个半大小伙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撅着，还得让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同学如此地训斥、审问，还得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老实地回答，那种羞辱，没有身临其境，是绝对体会不到的。

　　在一个接一个的红卫兵代表上台发言时，时不时的，仍有人学着样地喝斥、审问，有的男同学还用手按住我的后脖子，一边按一边命令着：「给我撅低点，狗崽子！」

　　我撅着屁股，背着双臂，脖子上还要受人这样摆弄，一种莫名的感觉一下子涌满了全身。这感觉，是屈辱，是愤怒，还有一种我当时并不愿意承认的——刺激——受虐的刺激，以及因受虐而引起的快感。

　　批斗到最后时，是我们五人做感想发言。我们一个一个地直起身子，面对着台下全班的同学发表感想，我说的是：「感谢毛主席，感谢侯老师，感谢革命的群众教育我……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好好改造……」

　　五十分钟后下课的钟声响起，批斗会也就结束了，下一节课我们依旧与其他同学一起重新坐到座位上上课了。

　　那三个和我一样首次被批斗的女同学，全爬在桌子上哭，整个一个下午，一直到放学，再也没抬过头。

　　当天晚上，我没出去找人玩，也没人来找我玩。又正好停电，早早的我和妈妈就上炕睡觉了。在炕上，妈妈什么也没问也没说，没问我撅着累不累，没问我让人打没打耳光，只是把我揽在怀里，无声地爱抚着我，慢慢的，我就睡着了。

　　正要进入梦乡时，门外突然有人在敲门，似乎还有人在叫着我或者妈妈的名字。

　　我们都惊醒了，很快，我们听出是赵小凤的声音。妈妈赶紧催我起来穿衣服，因为按照惯例，黑天来叫我们，肯定是要进行批斗了。

　　妈妈也是睡的懵懵懂懂的，赶忙穿好衣服去开了门，见赵小凤正站在门口，便开口求道：「赵指导员！让我上个厕所再捆我行吗？」

　　赵小凤却赶忙说：「不不不，不是……郑教师，我是找您家借点白面的。家来客（我们那地区，客字读ｑｉｅ音）了，好几个人，白面不够了。您家有吗？」

　　妈妈这才弄清楚怎么一回事，于是到另一间屋子的面缸里给她舀面。

　　实际上当时并不太晚，只是那时农村没有任何的文化活动，又停电，我们就睡的早，又在睡梦中惊醒，所以才以为是夜间了，而实际上，当时也就差不多八点钟左右。赵小凤的爸爸在公社当供销社的主任，经常带些朋友在晚上到他家中喝酒。那时我们一年也吃不到十天的白面，但为了待客，都会存下一些白面的。赵小凤的家境远比我家好，我想她家的白面应该是吃的差不多而没来得及去将麦子磨成面的缘故。

　　我本来已经穿好衣服准备挨斗，这时又将衣服脱了，倒下去躺着。在炕上，就听到另一间屋子里，赵小凤有些愧疚地跟妈妈解释：「批斗鲁小北是公社定的……」

　　妈妈没说话，半晌，才听她说，「两瓢够吗？」赵小凤连声说够了，就蹑手蹑脚地走了。

　　虚惊一场后，我们母子又解开衣服继续睡，但半宿也没能睡着。

　　第二天，那个被我撞了的小个子女生，眼睛竟然肿了，看来我的确把她撞的不轻。不过意外的是，到了课间，她却找到我，一反昨天那种泼辣劲，而显的十分不安地对我说：「昨天你把我撞疼了，我才打你的……其实你也不是有意的……再说，趁你挨斗时打你，也太……」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努起小嘴。我正不知说什么，她又继续支吾着说道：「要不……我赔你一根铅笔……」

　　看来，即使是红卫兵，其心态也各不相同。

　　　　　　　　　　　　　　　　（三）

　　第一次挨批斗后，至少有半个月的时间不敢抬头走路。那些天走在任何一个有人的地方，似乎前后左右男女老少的所有人都在指着自己议论：「看，就是他，上次开批斗会时在台子上撅着挨斗的。」

　　不过，毕竟是那个年代，批斗会并不是罕见的事，又有几次比批斗我更火热的大会开过之后，自我感觉人们的议论已经转移，这种羞辱的感觉才渐渐地谈去，代之而起的，却是一种对于被批斗被人欺负的渴望。开始时，还只是经常地回忆，到了后来，竟然在回忆时心理与生理全有了某种异样的冲动。

　　在那个年月，象我这等出身的，想不挨斗难，想挨斗，太简单了，于是，三个多月后，我又一次遭遇到更严历的批斗。

　　在当时，我们那个村的教室里，冬天都要生炉子取暖。那炉子并不是铁制的，而是用砖砌成的。就是在教室的过道中间，用砖砌了一个大大的方方的有一米高的家伙，中间有炉洞，长长的烟筒先是向上，然后再拐成一个直角，由教室的窗户伸出去。炉子烧的是煤球，煤球也是学生们自制的，是用煤沫渗和了胶泥搓成又晒干了的。

　　为了节约，放学后，炉子也就灭了。由于煤球点燃时会有大量的浓烟，上课后再生火是来不及的，必须要在上课前至少一个小时前就来升火，好让煤烟燃尽而变成通红的火苗。这生火的事，就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我们班上五个四类出身的同学身上。

　　这天，轮到我和仝玉兰一起生炉火。早早的天不亮，我便从热被窝里起来，从自家柴堆里抱了一小捆的劈柴打成捆到学校去。

　　冰凉清冷的大街上，几辆利用农闲外出拉脚的生产队大马车，也早起向村外赶路，与我相向而过。我便注意到其中一辆马车旁边，一匹跟着溜玩的枣红色的非常俊美的小马驹。那马驹并没有笼头，当然更没有上套，应该还只有几个月大。和当地的马种不同的是，这小马驹的腰身并不太长，但腿特别长，头也特别高，是我最喜爱的那种。它强烈地吸引了我，便丢了魂似的跟着那马车，边跑着边逗弄它。那英俊的儿马蛋子也蹦着跳着，忽前忽后地奔跑，似乎十分的兴奋。我追逐着它，一直追出村口，恋恋不舍地目送它远去，这才重新返回往学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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