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永远是少年

　　　如上文所述，幸运的话，人们在成年之后仍有机会随着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变迁进行修正，获得更好的自我。

　　　可于禁显然不是幸运的那一类。

　　　在军队这种重视制度、阶级、秩序，抹杀个性的封闭环境，人们的思想价值观被高度统一，所谓的“外部世界”，也被浓缩到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在这里，所有年轻人都被赋予了“军人”这个新身份。此前的身份，社会地位，生活状态，统统失去意义，一切需要推倒重构。

　　　不难想象，一个正值人格形成关键时期的青少年，投身于军旅之后所要面临的心理变迁。如何适应这个崭新环境，同龄人相互之间的差异，社会和家庭所强加的角色（即“别人认为我是谁”），和内心自我认定的角色（即“我认为我是谁”）之间的矛盾，与外界价值观的交融和对抗……等等，这些都是诱发内心困惑的因由。通过解决这些矛盾和困惑，人们整合属于自己的多重角色，得以形成并巩固稳定的自我同一性，进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但问题是干将军他不是一般人……上述这些诱发内心困惑的难关，在干将军这儿压根就不是通过正常渠道解决掉的。

　　　由于光荣没有做童年时期的设定，早期的成长环境就不谈了，单说社会（军队体系）所强加的角色与内心自我认定的角色这两者之间，真的存在严重矛盾吗？

　　　我很怀疑这一点。从其结果来看，于禁这个角色始终保留着律人律己，严肃、严苛、高度服从、不断精进的特性，完美适应了军人这重身份，看不到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自我残留的痕迹。如果真的曾存在另一个自我，并经过内心斗争而相互整合，应该不会被抹杀得这么干净，多少也得有点残迹。

　　　由此推想，上述这些特性极有可能是更早时就形成的。在自我角色→社会角色之间不存在严重矛盾，也就不必经过相应的整合过程。

　　　内心自发动力指望不上，那就只有看外部环境压力了。

　　　诚然，无论什么环境什么时代，人与人之间总存在思想和生活态度的差异，由此诱发一些碰撞，会促使人们做出改变。而此时长辈（包括亲属、权威人士或者其他对当事人很重要的人）的态度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埃里克森甚至认为，如果得不到这些人所给与的支持，人们将不可能形成稳固的自我同一性。

　　　我猜想，最初在军队底层混的阶段，干将军应该多少对周遭的差异感到一些困惑。但后来情况开始变化，他凭借实力脱颖而出，一次次得到升迁。这些看得见的事实从客观上给予了他认可，证明了其观念的正确性。

　　　（插花。按照光荣三国志系列里的思路，于禁自吴国归来时不到56岁，不然不必假惺惺安排将军位，直接照汉代规定退休了。184年平黄巾时从军，此时年过15岁。192年归曹总时23岁，军衔是都伯。一年后升为都尉，待遇约相当于杂号将军，但没有名分。要知道赵云一生都是杂号将军，于禁24岁左右就享受这个待遇，可见确实深得重用。※注意这是光荣的思路，不完全是历史真实情况。）

　　　需要提一下，这时鲍信手下升迁空间有限，于禁又或许过于年轻，升到都伯不算破格升迁。但无论如何，鲍信还是给了于禁最初的认可和鼓舞。而那些“异己”，反而被客观环境所否定。

　　　可想而知，于禁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是一再固化，而不是矫正。由于军队环境的特殊性，军官具有在一定范围内贯彻自己观念的权力，一切与之相悖的思想和态度都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加以排除——他还没经过与周遭差异对抗碰撞的过程，就具有了抹杀这些差异的力量。本来应该有的那些困惑，早就灰飞烟灭了。

　　　综上所述，于禁这角色的人格发展历程，几乎就是一个直线。

　　　原有的价值观和自我认定在军队中得到了认可，外部世界也没能形成真正的压力，促使其进行思辨。在没有碰撞，无需整合的情况下，干将军直接跳过了正常人格成长的必要过程，过早形成了自我同一性。

　　　但，人生中有些事情必须经历，否则不会得到相应的成长。正因跳过了必要的过程，其自我同一性反而不够成熟稳固，带有强烈的青少年时期心理残留，因而才会有偏执、不包容、控制欲强、崇尚权威……等等这一系列表现。

　　　平心而论，在那样一个乱世，那样一个环境，这种心理状态也很正常。就算有一些副作用，但正作用更大，不能说有多大问题。

　　　只不过干将军运气不够好。恰好这种心理状态的副作用，在以后的人生中形成了致命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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