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瓣的紫丁香

　　　　　　　　　　　　　　　京城笑笑生

　　　　　　　　　　　　　　　（引子）

　    我是在北京南城的一所中学上的高中。我们的校园很小，运动场的跑道只有两百米，可是我们有几丛茁壮的丁香树，据说是建校时种下的。每年的春天，丁香悄然怒放，沁人心脾的幽香便弥漫了整个校园。丁香花很小也很普通，没有梅花的孤傲冷艳，也没有荷花的婀娜高雅，更比不上牡丹的雍容华贵。小小的丁香通常是四片花瓣，有时也会是五瓣，不过极难找到，如同幸福的人生。据说找到了五瓣的丁香，就找到了幸福的生活。我们学校的丁香大多是白色或粉红色的，也有紫色的，不过只有一株。不同的颜色各司其职，五瓣紫丁香，得到它就得到了美满的婚姻和爱情。于是，在午间休息的时候，女生们便三三两两徜徉在花丛中，找寻她们的幸福和梦想。

　    我永远不会忘记，高三那年五月的一天中午，天气非常晴朗，和暖的南风拂过树梢，令人慵懒欲睡。我从水房打开水回来，远远看见灿烂的丁香丛中立着一个女生，淡粉色的上衣，白色的纱裙，白色的运动短袜和白色的网球鞋。我走近之后才认出来，是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班花袁静娴同学。她不仅容貌清纯，而且性格温和，讲话柔声细气，所以成为很多男生暗恋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我。袁静娴微弯着腰，在那一丛紫丁香里找寻着，白皙红润的面庞已经渗出汗珠，看上去有些焦急的样子。我停下来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姑娘直起身，转头对我说：「她们都找到了，就我找不到，都好几个中午了，要是还找不到，真怕高考落榜呢。」我那时不太会说话， 脱口就说： 「不是说白颜色管高考，紫颜色管找对象吗？」姑娘的脸一下子红到耳根，低下头，双手忸捏地摆弄起裙带来。我也觉得很别扭，就转过头，假装看花。这一看不要紧，正好看见一朵五瓣的紫丁香。我小心翼翼地摘下来，鼓起勇气送到姑娘的面前：「送给你！」袁静娴抬起头，吃惊地说：「你怎么这么容易？真的是给我的？谢谢！」姑娘双手捧着小花跑开了。我的眼睛一直跟着她的背影，直到消失在教学楼的拐角处。我恋恋不舍地收回眼神，再次转向花丛，却再也找不到五瓣的紫丁香了。后来我又找过很多次，直到毕业离校，再也没能找到一朵五瓣的紫丁香。

　    从那以后，我经常梦见自己在寻找五瓣的紫丁香，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最终在大汗淋漓中惊醒。

　　　　　　　　　　　　　　　　（一）

　    这一年秋天，我进了本地的一所工科大学。袁静娴没有考好，本来想当医生，却只考取了高级护理专业。据说是因为早恋分了心，和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那团支书倒是没分心，去了北大学国际金融什么的。大学生涯本来应该是无比浪漫的，可我们学校女生实在太少，而且这学工科的女生，无论是容貌还是气质，实话说都相对差一些。我比较懒，不愿意走出校门吃外食，只好读书打发时间。我们图书馆有一间小阅览室，架子上是本校各专业最常用参考书，我无论什么内容按顺序拿来就看，四年下来居然从头到尾全读了一遍。

　    我的另一种打发时间的方式就是自学外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除了日语逮到什么学什么。图书馆语音教室的管理员都认识我，因为我总去借磁带，通常是这样的：请问有德语入门吗？什么？借出去了，那法语入门呢？西班牙语也行！这样的四年大学使我日后的应变能力比较强，很容易就能进入新的课题或另一个专业方向。后来我就毕业了，托关系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去了之后才知道根本无事可做，而且没有福利房可分，于是我不得不再找出路。那年月气氛比较沉闷，出国还得要侨眷证明，出国这条路对我是堵死了。

　    半年以后，我考了外企服务中心，把档案扔给人才交流中心，就去外企做事了。虽然没有福利房，可工资高出许多，人也风光一些。外企和国企最大的区别是：办公场所干净，人穿得整洁，特别是女职员，冬天也是西装套裙，丝袜加高跟皮鞋。我对白领制服的特殊癖好就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我在外企做的唯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初恋。

　    我的女朋友林薇是同一部门的经理助理，那会儿女秘书的名声已经不行了，所以都改称办公室助理。我是春节后去新公司的。上班第一天，人力资源部的人领着我熟悉环境。推开一间办公室，一个短发的女孩儿背对门正忙碌着。白色的长袖衬衫，蓝色的西装背心，蓝色的制服套裙，肉色的长丝袜，黑色的高跟皮鞋，标准的文秘装束。听到声响，女孩儿转过头，对我嫣然一笑。冬日的阳光透过窗子，映照着她青春的脸庞，我只觉一阵心慌意乱。

　    林薇不是城里的，比我小一岁，是大专生，和我的求职经历差不多。她毕业后在大兴的一所小学里教英语，学校条件差，冬天还要生火炉取暖。寒假时她经人介绍在公司里做零时工，后来就留下来了，比我早不了几天。那年月大学还没有扩招，我出身名牌大学，又是市区户口，在女孩子眼里还有一定的价值，很快我和林薇就走到了一起。林薇没有袁静娴漂亮，但是她们两人的声音很相似，都很温柔好听。搂着一个漂亮的白领丽人，走在春寒料峭的建国门外大街，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我感到非常虚荣。我那时非常单纯，恋爱仅限于牵手和接吻。我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林薇住在她姐姐家，我们想做点别的什么也没有条件。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就这样，我们走过了春天，又走过了夏天。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然而，我错了。

　    我和林薇公开关系不久，就有同事委婉地提醒我，说林薇是一个「不断要求进步」的女孩子。我当时完全没有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北京的春天很短，杨花落尽，蝉儿就唱起歌来，告诉大家夏天到了。等蝉儿唱累了，秋风就开始给西山染上一层红色。国庆节前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后留在了公司，准备直接去火车站，坐夜车去上海出差。临出门忽然想起来，有一份报告忘记交给老板。我回去取了文件，见经理办公室还亮着灯，敲了敲就直接推开了门。我顿时目瞪口呆：老板正搂着我的女朋友上下其手，而林薇衣衫不整，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我们三人都很不知所措，最终我强忍怒火摔门而去。我还是按原计划去出了上海。

　    在出差的一个多星期里，我仔仔细细考虑了很多。林薇和老板之间关系不一般，其实有很多蛛丝马迹，比如她一个大专生能够留下来，据说就是老板去特别争取来了。他们的关系恐怕大家全都一清二楚，除了我。我并不愤怒林薇和老板如何如何，毕竟我们没有结婚也没有订婚，大家都有权力选择。我恼火的是我居然一点察觉都没有，我居然被欺骗了那么久。

　（老板正在对林薇上下其手，而她毫无反抗，似乎还很陶醉的样子。）

　    从上海回来，我没有去质问林薇，她也没有来向我解释什么。我们在楼道里碰面，仍然点点头打招呼，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我开始留意外资企业的性骚扰问题，结论是：港台日资企业比美资欧资企业普遍，非技术部门比技术部门普遍，已婚的女职员比未婚的女职员普遍，女职员主动和半主动的比被逼无奈的普遍。至于这些白领女人坦然接受性骚扰的原因很简单：升职，加薪，出国培训，甚至随便一个空头许诺。已婚妇女干起那事儿没有痕迹，所以更加无所顾忌。

　    我供职的这个部门比较极端，经过观察了解和道听途说，我认为我们部的七个女白领都和老板有一腿。特别是新提拔的那个副经理，三十出头，我们都叫她琴姐，每天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发髻梳理得一丝不苟，讲起话来和颜悦色，看起来绝对是个正经女人，竟然被人在老板办公室里撞见过两次。小道消息传得绘声绘色，说是被撞见时她叉着腿躺在地板上，第一次是现在进行时，第二次是现在完成时。更要命的是，据说那个女人和副总经理也说不清。假如那天我晚半个小时闯进经理办公室，那么林薇是进行时呢，还是完成时呢？林薇爱干净，不会躺在地板上，那么她应该是趴在桌子上？想象力真是可怕，它彻底断绝了我原谅林薇的可能性。

　（那女人叉着腿躺在地板上，是现在完成时。）

　    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

　    北京的冬天说来就来。这一年雨雪特别少，整个城市又脏又冷，让人很不舒服。圣诞节快到了，公司里照例开晚会庆祝。按照西方人的惯例，家属们都被邀请了。我见到了我们部琴姐的丈夫，还聊了几句。那是一个本分的居家男人，一轻总公司下属单位搞技术的。我猜想他对妻子的工作性质不甚了解，因为他居然兴致勃勃，对我大谈特谈一家两制的好处：他在国企等福利分房和报销药费，他的妻子在外企挣钱，过两年他们的孩子就可以进实验小学。我嘴上敷衍地恭维着他，心里无限悲凉：可怜的男人，哪里知道自己妻子的工作，竟然还包括宽衣解带，把宝贵的贞操和美妙的肉体，奉献给好色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从那时起，我对所谓的职业白领女人充满怀疑，对西方和西方男人更是刻骨铭心地仇恨。

　    过了年，我就开始找别的出路，因为我的老板不断地找我的麻烦。天无绝人之路，留在大学里的同学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国家教委修改了大学生强制服务制度，无论华侨与否，只要退赔培养费，本科一年两千五，就可以办护照出国。于是我开始准备托福和ＧＲＥ，给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其它狗屁小国的学校写申请信。我的托福和ＧＲＥ一塌糊涂，我哪里考得过学校里的专职考生！也许是上辈子积德，五月份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竟然拿到了丹麦奥胡斯大学的全奖。

　    漫卷诗书喜欲狂！我赶紧去王府井外文书店买了一幅欧洲地图，查找这个奥胡斯到底在哪儿，然后辞职，交培养费，加急办护照，其过程就不详述了，基本上和妓女赎身差不多。

　    在我离开公司之前，林薇找过我一次。我们在楼下咖啡厅里枯坐了一会儿，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林薇开口说，她并不象我想的那样，那天我看到的，就是她和老板的全部。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没有和老板上过床，如果我不介意，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林薇和老板的关系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对我已经不重要了。关键在于，我不再信任她。男女之间一旦失去了信任，其它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八月底，我踏上了新的征途。

　　　　　　　　　　　　　　　　（二）

　    奥胡斯是一个小国家的小城市，大学里的教职员工，学生及学生家属，恐怕占去了市区人口的一半。校园里种了很多鲜花，在短暂的春天和夏天，这些鲜花竞相开放，争妍斗艳，引来数不清的蜂蝶。我仔细找过，没有丁香。在校园里，人们每天都看到一个男生，上午十点吊儿郎当地走进放射线所，下午五点左右晃晃荡荡地踱出来。奇怪的是，这个男生晚上八点钟又回到实验室，直到凌晨两三点才离去。这个男生就是我。

　    奥胡斯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别说娱乐，就是想打工，都找不到地方，只好泡在实验室里。大学里中国人很少，女生更少。自己考出来的女生，大多是歪瓜裂枣。偶尔看见一两个像点样子的国女，一打听，还是带出来的家属。物以稀为贵，即便是歪瓜裂枣，国女们还是很自以为是。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盼望着外嫁好留在当地，傍老头的傍老头，傍残疾人的傍残疾人。中国人的脸都被她们丢尽了。

　    我没有买电脑，用办公室的，上网还快。我上网主要是看色情的东西，晚上比较方便，顺便做实验。我的课题是用伦琴射线和高分辨电镜研究生物切片，晚上设备稳定，振动也小，比较容易出活儿。就这样每天上网搞得欲火中烧，又无处可泄，只好手淫。日复一日，我渐渐地产生了恐惧：会不会手淫过度？会不会阳萎？会不会早泻？我决定戒掉这个毛病，可是谈何容易！我戒了又犯，犯了又戒，搞得身心俱疲。大家看我很疲惫，以为是过度勤奋，纷纷夸奖，说我品学兼优。我的导师常常劝我：年轻人，你需要休息！我每次都谦虚地说：我们中国人，只热爱工作！心里暗暗地骂：我是没别的可做，我需要女人！不过，我也有点害怕起来，还听说接触放射线会不育，于是我开始锻炼身体，只要不下雪就长跑，下雪的话就去健身房，时间久了竟然也成了习惯。

　    奥胡斯大学里美女如云，北欧女孩儿身材高挑，淡金黄色的头发，雪白的皮肤，蔚蓝色的眼睛。问题是，北欧人比较害羞，不爱讲话，搭起讪来很困难。我住的学生公寓，一个套间两间卧房，共用卫生间和小客厅。第二年的暑假，我的舍友回家，把他的房间转租了出去。住进来的是一个美国来的女孩儿，说是暑期交换生，其实就是来玩儿的。那女孩儿个子不高，活泼可爱，自来熟，话很多。我不由得来了精神，陪她在城里玩儿了一天，还请她吃了中午饭，花了二百多克朗。晚上回来睡觉，我发现她的房门虚掩着，留了一条缝。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种暗示？一种邀请？我辗转反侧了一夜，没能鼓足勇气。

　    第二天晚上，我也把房门留了一条缝，躺在床上等着，还专门换了一条新内裤。十二点多的时候，有了动静，那女孩儿出来上厕所。她握住了我的门把，好，有戏！他妈的，她替我把门关上了！

　    两年过去了，我因为工作出色，被派到欧洲高能加速器中心一年。   

　　　　　　　　　　　　　　　　（三）

　    欧洲高能加速器中心在法国南部格烈诺布勒郊区，最近的大城市是里昂。格烈诺布勒是一个漂亮的城市，一条小河绕城蜿蜒而过。河对岸是一座不高的小山，山顶有一座古堡，叫巴士底堡。晴朗的日子，从城里就可以看到欧洲最高的勃朗峰。

　    我是五月底到的格烈诺布勒，正好格烈诺布勒大学放暑假，我就在大学的学生公寓住了三个月。公寓门口的布告栏有很多租房广告，比起北欧，法国人相对来说穷一些，房子也老旧得多。我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满意，不是太偏僻就是太脏乱。最后，在大学旁边轻轨线附近找到一家，我看着还凑合。那也是一幢很老的两层小楼，不过非常干净整洁，房前种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可惜没有丁香。男女主人加两个孩子，孩子进了寄宿学校，于是便租出两间房贴补家用。我在丹麦养成了一点洁癖，看着房子干净，我就搬过去住下了。其实，就在女主人给我开门的一瞬间，我站在门口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幢小楼一共两层加地下室。楼上三间房，我没有上去，主人一家住着。楼下厨房客厅，还有两间小房，我住一间，另一间是研究拉丁文的学生，名叫玛格丽特，瑞典马尔默人，乌普萨拉大学来的。房东一家姓德朗内，从姓氏上看祖上发达过。男主人皮埃尔，恐怕有五十多，头发都快秃光了。女主人让娜，却年轻得多，三十而已，说不上特别漂亮，但是非常优雅，非常富于魅力。法国人不太喜欢直接叫名字，一般以先生夫人小姐相称。一女一儿，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都是寄宿学校，周末才回家。女儿名叫索菲，文静一些，像妈妈。儿子路易，很调皮，有时会被学校请家长，不知他爸爸小时候是不是这样。

　    德朗内先生在一家贸易公司做事，常常早出晚归，还经常出差，一走就是一两个星期。德朗内夫人是家庭主妇，娘家是巴黎人，她很少出门，主要工作是打扫卫生，整理后院和做饭洗衣。不做家务的时候，她就坐在客厅里读小说或弹钢琴。玛格丽特可能比我小两岁，金发白肤，非常漂亮，可是害羞，讲话声音很小。我发现她虽然是学语言的，可是无论英语还是法语，都是只能读写不能听说。我们俩最终找到的交流方式是：她说瑞典语，我讲丹麦语。这两种语言本来差别就不大，马尔默口音和哥本哈根口音更是接近。我总想问她，学拉丁文有什么现实意义？就业前景如何？但最终也没好意思开口。

　    我在高能加速器中心非常清闲。所谓的高能加速器就是一个大圆盘，基本粒子和不那么基本的粒子一直在里面转。每隔一段圆弧就有一个开口，把高能粒子沿切线引出来供实验用。高能粒子实验五花八门，有很基础尖端的，我完全不懂，也有比较实际的，比如晶体取向分析，材料沉淀强化，以及缺陷探测。实验是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前就定好的，由实验员去操作，访问学者基本上不让动什么东西。我上班的主要工作是阅读其他人的实验报告，有不懂的地方就去找其本人请教。中心里的人以及访问学者都是有些水平的，我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有时我懒得去上班，就去格烈诺布勒大学图书馆，看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央日报海外版。我仍然坚持锻炼，这里的气候很利于长跑。就这样，我愉快而清闲地生活着，唯一的不方便是：我在家只能吃冷餐。德朗内一家以及玛格丽特都爱干净，我不好意思起锅爆油烟。实在熬不住了，就去市中心的一家中餐馆，其实是越南人或柬埔寨人开的，味道极其辛辣。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秋日的阳光懒洋洋地照进客厅。我和玛格丽特百无聊赖，半躺在沙发上讨论，为什么欧洲通用拉丁字母，而不是希腊字母。这时，楼梯响起来，我们赶紧起身坐端正。德朗内夫人领着上中学的索菲下来了，手里还拿着作业本。德朗内夫人和我们打招呼：「先生小姐下午好！抱歉打搅您们了。」我们忙不迭地回答：「下午好，夫人！我们正闲着呢，没什么事。」德朗内夫人把作业本打开，递给玛格丽特：「请您看看，这道数学题怎么做？」玛格丽特看着作业本，脸红起来，低声说：「我，我不知道。」然后把本子传给我。我一看，原来是一道四则运算，麻烦的是既有真分数，又有代分数，还有小数。我抬起头说：「夫人，确实比较难，请允许我试着讲一讲。」心中暗道：三个文科妞儿，一个比一个笨！在之后的一个半小时内，我费尽心机地讲解如何把代分数转换成假分数，又如何把小数也转换成分数，最后，如何寻找最小公分母。

　    小姑娘终于明白了，玛格丽特也随后开窍了，德朗内夫人讪讪地说：「我去给您们准备咖啡和饼干。」然后就离开我们进了厨房。我以为解脱了，可小姑娘还是站在那里，很不好意思地问：「博士先生，我，我楼上还有积攒下来的一堆难题，我的自然课也不好。」我赶紧纠正她：「别，我还不是博士。您去把您的题目和课本都拿下来，好吗？我今天讲不完下周继续讲。」

　    从此，我的周末不再无聊，我多了一项任务：辅导孩子们的数学和自然课。我经常把孩子们带到格烈诺布勒大学，参观我认识的中国同学工作的实验室，孩子们很高兴，德朗内夫人也很高兴。有多少具体成效不说，至少孩子们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很多。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找点事做，一来可以借机亲近德朗内夫人，二来可以练习如何带学生。作为回报，德朗内夫人经常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还教我如何讲标准的巴黎法语。这样，我和德朗内一家越来越熟，和玛格丽特反而疏远了一些。晚上的时候我仍然会手淫，有时幻想着玛格丽特，有时幻想着德朗内夫人。我上班越来越晚，回家越来越早，为的是多一些时间看到德朗内夫人。德朗内夫人常常是一身合体的裙装，配着长丝袜和皮鞋，平跟，中跟或高跟。她的衣服多半都不是新的，但非常合身，有些显然是自己改动过。相比之下，玛格丽特就随便多了，也不太知道该怎么穿，衣服鞋袜经常搭配得很糟糕。我最喜欢德朗内夫人读小说时的侧影和弹钢琴时的背影，那么优雅，那么充满风韵。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我手淫时幻想玛格丽特的次数越来越少，幻想德朗内夫人的次数越来越多。

　　　　　　　　　　　　　　　　（四）

　    冬日的一天早晨，外面阴沉沉地刮着北风。我坐在厨房里，一面吃着牛角面包，一面犹豫着要不要去上班。德朗内先生阴沉着脸提着行李箱下来了。我抬头问：「您早！又要去出差？还是去米兰么？」「您早！又是去米兰，该死的意大利佬，总挑我们的毛病。」德朗内先生放下行李箱，一边倒咖啡一边抱怨：「我早晚会被他们弄死！」我知道德朗内先生活得很辛苦，但从没见过他如此消极，连忙安慰他说：「您看，谁都不容易。您的夫人那么年轻漂亮，您又是儿女双全，我做梦都羡慕您呢！」德朗内先生稍微高兴了一点，呷了口咖啡说：「是啊，我都是为了让娜和孩子们，要不然，我早就出去当吟游诗人了。」

　    这时，楼梯一阵响，德朗内夫人也下楼了，手里提着她丈夫的公文包，问：「您们在谈什么？这么热闹？」德朗内先生放下杯子，吻了一下妻子的脸颊，接过包，一面往外走一面说：「小伙子说，他也想娶像你一样的漂亮妻子，生一堆孩子，然后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挣钱。」德朗内夫人高兴地笑起来：「真是个聪明的好小伙子！」我忽然发觉，德朗内先生忘记了他的行李箱，赶忙提起来追出去。德朗内先生接过箱子，小声说：「年轻人，不要犯傻，千万别结婚！」

　    回到屋子里，德朗内夫人正在煎蛋，她没有回头，只是问我：「玛格丽特怎么还不出来？叫她一起来吃早餐！」我坐下来说：「我们都吃过了，瑞典人不怕冷，早就去学校了。」「您真的不再吃一点了吗？」「真的不了，谢谢您，夫人！」德朗内夫人关掉煤气，端着盘子坐下来说：「天太冷了，您晚点儿去上班吧，陪我说会儿话。」「那太好了！」我由衷地感谢她：「我正找理由在家赖一天呢！」德朗内夫人笑笑，问：「您刚才真的说想娶像我这样的女人？」「当然。我们中文里安居乐业的安字，就是房子下面一个好女人。」「是吗？」德朗内夫人很感兴趣：「那您说，玛格丽特和我，谁更符合您们那个安居乐业的标准？」

　    「当然是您啦！」我把椅子往前拉了拉：「玛格丽特虽然是个漂亮的女孩儿，可她太土气了！您看她那一件外套，从秋天穿到了冬天！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一代土媳妇，三代土子孙啊！」我一面胡说着，一面默默地向那个纯朴的瑞典女孩儿道歉。德朗内夫人却频频点头称是，示意我继续下去。我于是进一步发挥：「夫人，请原谅我的直率。瑞典人，农民啊！当初要不是波拿道特元帅去给他们当国王，现在他们说不准还在吃生熊肉呢！」

　    德朗内夫人放下刀叉，认真地说：「书上总说希腊罗马是欧洲文明的样板，其实不然，是我们法兰西，教会了那些乡下人怎么穿衣，怎么烹饪，怎么酿酒，怎么用香水。」「您说得太对了。」我附和着头脑简单的女人：「就说都是讲法语的吧，还是不一样。我们实验室里那些瑞士人，讲出来的怪声怪气简直没法和夫人您比。」「那当然，我们家从路易十四时就住在巴黎，以后你就照着我的发音。」

　    我见德朗内夫人心情很好，禁不住问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夫人，请原谅我的好奇。夫人您，一看就是巴黎大户人家的小姐，怎么会嫁到南方来？」德朗内夫人倒是很直率：「我知道，您真正想问的是：我怎么会嫁给一个乡下老男人？其实，皮埃尔也是巴黎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是巴黎高师的讲师，古典文学院的。那年我才十七岁。我们中学组织去高师参观，是皮埃尔接待的，他那时已经四十了，正是男人最有魅力的时候，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我们班的女生都被他迷住了。」德朗内夫人慢慢地讲着，好像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最后，我赢了！我是说，我怀孕了。我不想打掉孩子，我们就在小教堂里结了婚，我们家气坏了，把我赶了出去。我们家光保姆就有两个，可一分钱嫁妆也没给我。皮埃尔当讲师哪里养得活一家三口，就辞掉教职来这里乡下做销售。开始时他不服气，后来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慢慢地大家都习惯了，就这么简单。」

　    德朗内夫人语气非常平静，可我的心里却波涛汹涌。我想到了祝英台，想到了崔莺莺，又想到了那些外企高知白领女性。林薇她们会怎么看待德朗内夫人？她们肯定会嗤之以鼻，把她当作是一个傻子。德朗内夫人确实很傻，为了爱情，她离开了富裕的娘家，十余年如一日相夫教子，甘愿清贫，甚至需要出租房间贴补家用。我不禁问自己：林薇做得到吗？琴姐做得到吗？当今中国的开放城市里，还有几个女人能做得到？

　    圣诞节临近，玛格丽特回马尔默看父母了，我也决定回奥胡斯和导师讨论工作。德朗内一家邀请我一起过节，我觉得人家团圆的日子，搀和进一个外人不太合适，就谢绝了。在哥本哈根转机的时候，我在机场的奢侈品店里闲逛，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胸针，是心和箭的图案，银质的还镶了碎钻石。我不知为什么，想都没想就买了下来，三千多克朗。新年之后，我到哥本哈根坐火车辗转回到格烈诺布勒，为的是方便给德朗内一家带一些丹麦奶酪作礼物。德朗内夫人当然很高兴。

　    玛格丽特继续不声不响，我继续偷看德朗内夫人读书弹琴，德朗内先生继续早出晚归，德朗内夫人继续相夫教子。

　　　　　　　　　　　　　　　　（五）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圣瓦伦丁节，也就是情人节。晚上我回家晚了，玛格丽特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德朗内夫人在厨房洗碗。我脱掉外衣挂好，从怀里掏出一包巧克力，递给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圣瓦伦丁节快乐！」玛格丽特非常高兴，站起来吻了我的脸颊：「谢谢，也祝你圣瓦伦丁节快乐！」德朗内夫人从厨房探出来望了望，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和我打招呼。我便回自己的房间了。

　    很晚的时候，玛格丽特已经睡了。我听见德朗内夫人下楼到厨房去，赶紧开门出来，只见她正在倒牛奶，身上披了一件白色的睡袍。德朗内夫人看见了我，没有讲话。我走过去靠近她，捧出那个装着胸针的小盒子，低声说：「夫人，圣瓦伦丁节快乐！」德朗内夫人有些吃惊，接过去打开来，眼睛一亮，左右望了望，低声说：「谢谢，节日快乐！我明天和您说话。」然后关上盒子，装进睡袍的口袋，上楼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有意起得很晚，等德朗内先生和玛格丽特出门之后，才进到厨房里。德朗内夫人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等我吃完，她收好餐具，坐回来，看着我。「谢谢你的礼物，我很高兴收下那枚胸针，它真是太漂亮了。」德朗内夫人终于开口了：「不过，我想说的是，这样的礼物，你应该送给年轻的女孩子，比如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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